二、作曲家的用意

“用意”即作曲家的观念、想法赋予音乐的意义。有的音乐意义无法在蕴含性内容显现，从音乐和标题本身都无法判断它的意义。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用意”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指向性内容。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和现代主义中的一些作品，它们自身的形式和蕴含性内容都很明晰，但是指向性内容却比较隐晦，蕴含性内容和指向性内容之间没有直接对应或联结的线索，或者说，没有“异质同构”的对应性，有的作品的指向性内容甚至很长时间都难以“破解”。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音乐，它的反形式（无序、多元、行为化等）所包含的内容是破碎或残缺的，而指向性内容有的反而是明确的，但是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同构对应关系。

欧洲专业音乐中各个时期都有一些这样的作品。例如海顿的《第45交响曲（告别）》，作曲家在音乐的最后让演奏员逐渐退场，最后只剩下2位第一小提琴在昏暗的烛光中继续拉完最后的14小节音乐。这种形式的蕴含性内容仅仅是作品结束时声部减少，音乐趋向于淡薄，给人宁静的感受。而演奏中表演者的逐渐退场，是视觉信息，也仅仅给人“减少”的感受，这种感受从众多渐弱后结束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区别仅仅是视觉上乐队成员是否减少。作曲家的实际用意是提醒尼古拉斯亲王：该从艾斯泰尔哈泽回奥地利了，该让乐师们回家和亲人团圆了。像这样的用意，显然是蕴含性内容所不能直接对应的。如果不是亲王的敏感，恐怕没有人能够破解作曲家的用意。而如果历史没有留下相关记载，后人更是难以从音乐中了解到这个意思。浪漫主义早期舒曼的《狂欢节》其蕴含性内容和“狂欢节”这一指向性内容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由标题直接揭示出来。但是，在指向性内容中存在着隐蔽的用意，那就是对当时欧洲音乐界的某些批评。这个内容如果没有作曲家本人留下的确切信息，他人特别是后人无法得知，只能将指向性内容确认为“狂欢节”。20世纪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其指向性内容是明确的，那就是反法西斯的战争。但是战后他的一些作品涉及政治内容，指向性内容则是不明晰的，因此存在着隐晦的用意。对其用意的解释一直是有争议的。

中国音乐也存在相同的情况，有些音乐的用意并不在蕴含性内容之中。古琴音乐在传统文人那里，意在修身养性，因此操无弦琴也无妨。而琴曲《忘机》，指向性内容是一则故事：渔夫捕鱼，鸥鹭常光顾四周。渔夫起了捕鸟的心机，鸥鹭就不再飞来。其真正的用意并非讲故事，而在于通过弹奏此曲，祛除一切心计心机，达到空灵境界。

在作曲家用意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最为典型。凯奇的《4分33秒》让听众倾听现实中的随机音响，那些具体的声音并没有构成有序的形式，即便用听音乐的方式来听它们，一般的耳朵也难以理解其中的“内容”。反之，由于这些声音都是现实中具体存在的，它们和发声的事物联系在一起，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人们总是将这样的联系反映在知觉中。这样，各个声音有各自的发声原因，而这些原因之间彼此没有联系，因此一般的音乐听觉无法将这些离散的事物拼凑成完整的东西。作曲家本人强调音乐就是声音自身，并不表达或表现什么；没有人控制的声音像其他自然事物一样最有价值。这正是凯奇的音乐观念。为了表现这样的观念，他采用了《4分33秒》的方式。也就是说，该“作品”本身不表现任何东西，而是用“4分33秒”这个时间的框格为各种现实中随机呈现的声音划出标界，将标界中的现实部分当作音乐。这就好像用一个空画框对着视觉世界，认定框内的现实部分为画作一样。用这种方式，约翰·凯奇表现了崇尚自然、反人工控制的用意。同样，斯托克豪森《来自七天》之“金粉”，它的音乐作品包含行为的部分，蕴含性内容并非最后什么也不想的演奏的结果，还包括演奏前的行为。而指向性内容几乎无从获取，因此只能揣摩作曲家关于“偶然音乐”及行为主义的用意。环境音乐所表现的亦如此。在环境中的行为，体现了作曲家的用意。有时，对作曲家的用意，人们并没有直接的依据来断定，而是根据作品和相关资料来解释。这种解释出来的作曲意图，也许并不完全符合作曲家的原意。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其中包括了解释者的主观理解。前苏联作曲家施尼特凯的《平安夜》（小提琴与钢琴）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该作品将西方人家喻户晓的《平安夜》作为声音现成品加以改造，使原来充满圣诞节和谐安详的音调变得不和谐，最后小提琴通过低音琴弦的绞弦，使音调时高时低并最终低落到下方八度的主音结束。由于作曲家没有留下提示的语言，标题也没有说明问题，因为标题和音乐本身的蕴含性内容并不一致——标题的“平安”和被解构的《平安夜》音调冲突，所以人们只能对其用意进行推测解释。例如可以从作曲家对《平安夜》的不协和处理，以及将后面绞弦的声音判断成警报，来推测他的用意：平安夜并不平安，而是潜伏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