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标准的建立
“美的不可比性”和“审美等价性”都包含这样的意思：对不同审美主体而言，在不同类型的音乐之间比高低没有意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人们只要依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选择音乐，就都能获得充分的审美满足。这似乎意味着只有相对标准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中人们对音乐的审美评判，往往产生一致的看法，这又说明存在着客观标准。那么，客观标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客观标准超越个人体验，但又和各人体验密切相关。它的建立以个人审美体验和理解为基础。显然，它的建立不仅有感性因素，而且有理性因素；从客观性角度看，理性作用甚至更为重要。概括起来，音乐审美的客观标准有两种，一是类别标准，一是复杂性标准。
1.类别标准。
类别标准是在分类基础上，建立各类音乐的客观标准。由于音乐有各种类别，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所有类别，也不能用一种音乐的标准去衡量其他类别的音乐。因此，只能依类别建立各自的标准。也就是说，每一种音乐建立一种审美标准；这种标准是同类音乐比较意义上的客观标准。每一种类别的音乐都有类的规定性，客观标准就体现了这种规定性。不同类别的音乐有不同的规定性，彼此难以比较，而同类音乐则可以比较。萝卜青菜之间难以比高低，但是萝卜和萝卜之间、青菜和青菜之间，却可以比较出好坏。
每一种音乐都有自己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说，类别标准也可以称为风格标准。风格即所有特点的总和。这些特点也体现了类别的规定性。不同类别的音乐具有不同规定性、不同特点、不同风格。风格有层次性，类似于生物分类的层次性，如属、种等。种层次的个体具有属层次的特点，又具有种层次的特点，还具有个体自己的特点。类别标准对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评判都具有重要意义。
类别可以按照时代、民族、个人、体裁、雅俗、唱法等等来划分。同一类别的音乐创作或表演，依照该类别的规定性产生的客观标准分出高下。类别的规定性综合了一切相关因素的特点，形成相对确定的审美标准。
例如中国汉族的古琴音乐，在先秦时期以士大夫修身养性为目的，要求获得超越世俗的品质，以此为标准，成连认为俞伯牙未做到“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因此不能满师。西方古典主义音乐要求理性控制之下的情感表达。以此为标准，人们可以判断当时的创作、表演及后世的理解、表演是否符合古典精神。例如，由于贝多芬的音乐具有极大张力，一方面要理性控制，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强烈的情感，因此表演上难度很大——过于强调情感表现，就偏向了浪漫主义，过于强调理性控制，又表现不出贝多芬的性格。古典主义的标准还可以为后世创作提供参照。“新古典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参照下产生和命名的——坚持纯音乐的、自律的美学观念。浪漫主义既是古典的延伸发展，又是古典的变化解体，它强调音乐和文学、戏剧等的综合，其风格具有严谨的古典形式和自由的浪漫精神之间的冲突特征。以此建立类别标准，就可以评判创作、表演的特点和质量。20世纪后期的“新浪漫主义”，正是以浪漫主义标准为参照来判断和命名的。当然，“新浪漫主义”名下的创作还有各种不同的表现，需要具体分析。
在专业创作和表演领域，器乐和声乐体裁不同，各自标准也不同。无论创作还是表演的质量，都应采用分类标准来衡量。器乐又有不同乐器不同组合，应在同一种乐器或组合之间进行比较。声乐也一样，应在同一种声部或组合之间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
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属于不同的类别，因此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彼此。通俗音乐以大众为接受群体，因此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以这些规定性作为基础建立客观标准，还是可以评判出同类音乐的高下。有人曾提出“通俗音乐高雅化”的主张，这需要认真探讨。首先需要明确“高雅化”的标准——究竟要怎样才算“高雅化”？如果是以艺术音乐的标准来衡量通俗音乐，要求后者向前者看齐，比如音乐形态交响化、演唱方法美声化，那么，通俗音乐原有的韵味将消失殆尽。如果是针对一些通俗歌曲的歌词内容不健康，使用的意象和手法陈旧，曲调彼此相似或毫无新意，表演格调低俗，音响粗制滥造，那么“高雅化”的要求就是合理的；就是要求在保持独特韵味的前提下，创作内容健康、词曲清新、音响精心制作、表演正派大方、能满足大众健康审美需要的通俗音乐。当然，“健康”的标准就是真善美的统一。
“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也应按照各自的标准来评判具体表演的质量。“唱法”不仅仅是发声法，还包括韵味（或风格）和歌唱行为（体态行为与文化行为）。这些都是唱法类别划分的因素，也是建立各自客观标准的依据。三种唱法的发声状态、韵味和行为都不同，因此各有客观标准。“美声唱法”有系统发声法，形成了技术标准，也是一种客观标准；通常演唱的是西方歌剧或艺术歌曲，需要把握它们的风格；采取音乐厅或歌剧院的舞台表演方式和“距离”审美行为。“距离”即台上台下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创作、表演和欣赏的分化产生的身心距离。“民族唱法”在中国属于“新音乐”范畴，当代的定型采用中西结合的发声法；通常演唱“新音乐”的创作歌曲或中国现代歌剧唱段，需要把握“中国风格”——既不是西方风格，也不是中国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风格，而是混合或综合风格；通常也属于舞台表演和距离审美行为。“通俗唱法”以自然嗓音的发声为方法；演唱通俗歌曲，体现多样化风格，但都在大众文化范畴；多采取广场演唱或个体自由演唱方式；文化行为复杂多样，大致包括审美、宣泄、自娱、自我实现和商业行为等。
三种唱法之后提出的“原生态唱法”，实际上是民族民间的传统唱法，其多样性难以笼统概说，因此也难有统一标准。同一个民族比如汉族，东西南北各有各的风格特点，也难以用一个标准衡量。因此其类别需要进一步细分。
总之，每一种音乐类别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都有自己的客观标准；这种客观标准在内行心中具有共同或相近的尺度，因为文化圈内的人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解。
2.复杂性标准。
音乐的复杂性可以作为客观标准。现实生活中常常需要进行音乐评比，比如新作品或表演比赛、入学或结业中的音乐考试判分等等。人们在评比音乐高下时，往往根据复杂性标准作为尺度。复杂性可分为形态的复杂性、内容的复杂性和行为的复杂性。
其一，形态的复杂性标准。对于作品的结构形态而言，通常大作品比小作品复杂。例如管弦乐作品比独奏小品复杂。显而易见的是，创作一部大作品，比创作一部小作品困难。创作大作品需要调动更多的材料和手法，需要更复杂的技术。管弦乐作品声部多，篇幅大，要保证整体的高度统一和丰富的变化，需要敏锐的审美感知力和高超的技巧。
对于表演而言，音乐形态的复杂性和表演难度是相对应的——越复杂的音乐就越难表演。通常演奏或演唱大作品比演奏或演唱小作品难。各类音乐考级都是按照难度来划分的，各级别的衡量标准都以形态的复杂性为依据。
民族传统音乐也一样。跨类比较看，宫廷音乐和文人音乐相对复杂，而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相对简单。中国古代宫廷音乐如《霓裳羽衣曲》，有庞大而复杂的结构；文人的古琴音乐意境之深远，常人难以企及。宗教那些传播教义或营造气氛的音乐，为了大众而通俗化；民间音乐本来就是“下里巴人”，多数在百姓之间传播或应用，因此并不复杂。就同类比较而言，民族传统音乐中各类音乐内部也还有程度不同的复杂。例如民间音乐领域，与一般民间音乐相比，民间艺人的音乐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因此长期以来，传承靠师徒口传心授，双方都需要付出相当努力。
现代通俗音乐和艺术音乐相比，结构形态要简单得多。无论是音高组织还是时值组织等，都没有艺术音乐复杂。但是同类比较还是有复杂程度的差异。例如流行歌曲领域，有些歌手表演能力较强，为其写的歌曲也相对复杂。
形态的复杂性标准又可分两类：质的复杂和量的复杂。
质的复杂性。即艺术呈现上的复杂性，体现为质量。这种复杂性并非表现在结构表面，而是一种内在的神韵或境界。例如人们常说的“大师手笔”，指的就是质量极高的创作。道家所谓的“大象无形，大巧落拙，大音希声”，指的就是它所推崇的质量最高的艺术及其境界。“质”是神韵，和风格相关，因此具有文化属性。在多元文化中，各类音乐并没有统一的“质”。例如，古琴音乐追求空灵的“质”，而不是西方交响乐那种音响丰满的“质”。自律论者追求音乐自身的内容—形式同一之“质”，他律论者则追求音乐形式与外部内容统一的“质”。
量的复杂性。即技术手段上的复杂性，体现为数量。这种复杂性表现在结构上，如音乐作品众多的声部、宏大的篇幅等等。
其二，内容的复杂性。有些音乐的内容复杂，有些音乐的内容简单。内容的复杂程度关系到审美理解把握的难易，因此，从内容复杂性方面可以区分出不同审美对象。“内容”包括蕴涵性内容和指向性内容。前者即音乐形式所蕴涵的内容，其复杂性基本上和形态的复杂性等同，因为它们二者是一体的。后者是音乐之外的内容，是音乐形式或蕴涵性内容所能够对应的，即和音乐“异质同构”的内容。有些音乐并没有太多的指向性或对应性内容，而有些音乐却有很多联结意义。
通常说作曲家的“代表作”，一方面依据该作品的独特性即个性，另一方面就是复杂性。这两点是“成熟”的标志——个性意味着风格上的非模仿性，复杂性代表了题材的深刻和技术的娴熟。贝多芬的前两部交响曲还带有模仿海顿或莫扎特的痕迹，而且和他后来创作的交响曲相比较为简单，因此从《第三交响曲》开始的大作品才算他的代表作。
其三，行为的复杂性。指音乐作为文化行为的意义含量。如艺术音乐与通俗音乐的比较，形态结构上前者复杂，后者简单，文化行为上则前者简单，后者复杂。艺术音乐作为纯审美文化事项，其行为多采用音乐厅方式的距离性审美（台上与台下、表演与听赏等距离），而通俗音乐如摇滚乐作为审美和实用的综合文化事项，其行为多采用广场方式的参与性互动，带有更为复杂的行为意义（如反叛、宣泄或集体“精神吸毒”等）。再如古琴音乐，仅从声音形态上看就具有“大音希声”的质的复杂性，而修身养性的行为又由于整套仪规和内在取向而具有高度复杂性。
结构形态诉诸于审美直观，而题材和行为意义则诉诸于审美理解。因此，它们的复杂性对于音乐审美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