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前2—公元2世纪）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是《乐记》。它以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为主，糅合各家，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乐记》开篇论述了音乐的缘起和概念，这段文字被后世转述、引用最多。它的逻辑是“物-心-声-音-乐”。它认为音乐缘起于人心对外界事物的感动，然后发“声”；声音变化被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就形成了“音”；拿着道具和着音乐起舞，形成综合活动叫做“乐”。作者在将“声”、“音”和“乐”进行区分的同时，强调“乐”的重要性。那是因为“乐”是礼乐规范下的活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音乐美学基本原则。与此对应的是审美的三个层次，即“知声”、“知音”和“知乐”。在《乐记》看来，“知声”的能力是人和禽兽都具有的；“知音”的能力是普通老百姓所具有的；“知乐”的能力则是君子才具有的。要成为君子，就必须知乐，也就是掌握礼乐规则，参与礼乐活动。《乐记》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因此提出明确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中，它以“气”作为沟通天、人和乐的因素，追求宇宙、社会、人和乐的和谐统一。

其他音乐美学思想还有《毛诗序》（毛苌）、《礼记·孔子闲居》（戴胜）、《洞箫赋》（王褒）、《说苑·善说》（刘向）、《白虎通·礼乐》（班固等），以及《太平经》、《新论·琴道》和《琴操》等等。《毛诗序》遵循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乐缘起于人的情感，但是必须受制于礼，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孔子闲居》也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承继者。它指出音乐之本就是君子的爱民之志，这样的音乐是肉耳听不见的；这种无声之乐充满天地之间，是有声音乐的本质。它的所谓无声之乐，指的是有声之乐的内核，即君子的爱民之志。这样，它实际上并不是否定有声之乐，因此与道家的思想不同。《洞箫赋》认为“悲”就是美，“发愤乎音声”最为感人。《说苑·善说》也以悲为美，认为最感人的音乐是悲乐。但是它认为悲情并非音乐本身固有，而在审美者内心，因为音乐并不能使乐者悲。这种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嵇康的呼应和发挥。《白虎通·礼乐》提出“琴者，禁也”的操琴之道，继承了早期关于“节”（节制）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当时以操琴为修行方式的特殊音乐实践的理论提升。“禁”的具体内容是“禁情”、“禁声”、“禁欲”和“禁变”，所谓“四禁”，对后世尤其是文人音乐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