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偏爱的合理性

从审美的角度看，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合理的，因为都出自心灵的真实性。每个人永远都只能爱其所爱，信其所信。对审美而言，偏爱的引导是无法抗拒的。如果要实现真实的审美，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来选择音乐。

审美只发生在个人的感性体验中。只有真正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审美才算真正发生。这样，按照审美偏爱来选择音乐，就是必然和必须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每个人的审美选择都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作为不同审美选择结果的音乐，比高低没有意义。例如，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之间比高低没有意义。在德奥，人们对这两位伟大的音乐家也各有偏爱。同样，在西方古典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之间比高低也没有意义。显然，二者分属不同的时代和风格，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都达到各自的高峰。在艺术领域，不同艺术不同时代的高峰之间不能采用地理测量的方式来比较高低，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美学规范和衡量标准，各自都充分成熟。“萝卜青菜”，在各自都成熟、完美的情况下，在“各人所爱”上不可比。

不可比原理在指出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音乐美中比高低没有意义的同时，认可并维护审美个体判断和选择的合理性，并否定单一美的社会偏向与偏执。

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审美排斥现象。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感受是真实的。在各取所需的情形下，人们各自进入自己的审美天地，享受自己的精神美食。但是如果以自己的审美趣味作为唯一合理的审美判断和选择的依据，那么就不可避免要排斥他人的审美趣味，排斥他人的审美判断和选择。这里还有两种重要区别，一是审美领域的排斥，一是功用领域的排斥。

审美领域的排斥，通常发生在教育和学术中。主要体现在艺术音乐和大众音乐的关系上。例如教师根据自己受培养的审美趣味来教育学生，常常出现排斥学生中一些“另类”的审美趣味。在教师看来，审美趣味和在它引导下选择的音乐有“健康/高级”和“不健康/低级”之分；自己要求学生获得的审美趣味是健康的，要求学生接受的音乐是“高级”的，而通俗音乐是“低级”的，一些学生受社会通俗音乐影响，审美趣味“有问题”。学术界也强调高雅音乐的价值，以不屑一顾或淡漠的态度排斥通俗音乐。或者以不研究或少研究的“学术流放”来冷落通俗音乐。被“雅士”们认定为低级趣味的通俗音乐被边缘化。

功用领域的排斥，目的在教化，却往往以审美教育和学术的面目出现。中国自孔子以来的乐教传统，是将音乐作为教化的手段，因此具有明确的排斥性。在教化领域，古代排斥的是“郑卫之音”，如今排斥的是通俗音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一些音乐被推举的同时，另一些音乐受到排斥。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推崇“样板戏”的同时，其他音乐艺术都受到排斥。同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现代音乐曾多年受到排斥，直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被解禁并容许在作曲界普及。显然，功用领域的排斥出自非审美目的。

就审美领域而言，尽管有排斥，审美选择的合理性依然抹杀不了。反过来看，排斥现象正好说明审美偏好及其选择的合理——正是确信自己的审美判断的真实性，所以在固守自己的选择的同时排斥他人的选择。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丰富充足的审美资源，保障各类审美需要的满足，避免审美排斥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