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和民族性问题

个性是艺术的生命，缺乏个性的音乐，往往会彼此相似而被共性的海洋淹没。追求作品的民族风格是显示个性的一条路径，也是开发利用民族音乐资源的结果。欧洲许多作曲家走民族主义的道路，形成了“民族乐派”。个人的如格里格、斯美塔那、巴托克、科达伊等，集体的如俄国的“强力集团”等。由于各国各民族的音乐风格不同，体现在作品中就形成独特的个性。但是从美学上说，“民族风格”是一种群体风格，它只能在群体之间比较才能显示个性，例如“东方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或者“佳美兰风格”和“拉格风格”比较。同样一种民族风格，还需要有独特的个人风格，才能区别于其他作品，显示出个性。进一步，创作者的每一部作品都要有独特性，避免自我重复。这再次说明作曲家为何执意“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

如上所述，技术和艺术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艺术是文化，文化是多元的，有民族性的。因此，为艺术目的服务的技术，也应该有民族性。自然科学1＋1＝2没有民族性，但是作曲技术却不同。西方殖民扩张，使第三世界音乐文化受西方影响，不同程度出现西方化的“新音乐”。以中国为例，20世纪走中西结合的道路，提倡作曲上借鉴西方作曲技术，写“中国风格”的音乐。中国有56个民族。同一个民族各地方言、音乐又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从各个民族音乐中抽取出一个“中国风格”来。从实际情况说，只要是56个民族音乐的风格，就是中国风格。20世纪的历史，中西结合产生了“新音乐”。可以说，它就是“中国风格”的代表。它是民族音乐学中“民族国家”（nation）层次的“中华民族”风格。而56个民族的音乐风格则是“族群”（ethnic group）风格。综上所述，可以将“中国风格”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风格，一个是族群风格。前者是官方文化，“新音乐”；后者是民间文化，传统音乐。那么，用西方作曲思维、作曲技法，能否达到创作民族风格的目的？事实证明，借鉴西方作曲技术，能够很好地创作“新音乐”，因为其中包含西方音乐“基因”。传统音乐一旦被改编，就成了“新音乐”。因为是按照西方作曲技法改编的。后来的“新潮音乐”，是借鉴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其中追求的民族风格，也属于新音乐范畴——依然是中西结合的成果。

由于审美只能在感性直观中进行，因此，音乐本身的感性特征是第一位的。音材料、音结构都能体现民族风格。采用西方乐器（如钢琴、管弦乐队）或嗓音（美声），再以西方作曲技术来创作，仅仅音调上采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的结果即便有民间音乐的“灵魂”，审美直观上依然是中西结合的，而不是纯民族的。这好比外貌上是白种人，具有黄种人的精神，直观上依然不是黄种人，但交往中可以感受到二者的结合。另外，这样的感性特征在国人创作的“新音乐”和洋人创作的“中国风格的西方音乐”之间，有时难以区分，特别是现代无调性音乐。充分的民族音乐的“灵魂”或“神韵”，是不能脱离它的“肉身”的。小号再怎么模仿唢呐也做不到完全的同一；小提琴再怎么模仿二胡也只能是相似。外国人太极拳打得再好，直观上和内在气质上也变不成中国人。东方人在欧洲演歌剧，无论声音怎样贴切，直观上给人的审美体验依然存在不协调。这不仅是美学问题，也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概括起来，“民族风格”是有层次的；采用西方乐器和嗓音、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在民族风格的表现上是有限的；20世纪以来区别于原生态民族民间传统音乐的中国“新音乐”具有中西结合的风格特征，一方面是借鉴西方作曲技术的结果，一方面也在多元音乐中增加了一元，为审美提供了新的对象。从多元音乐文化的角度说，作曲家可以创作各种风格的作品，大致可以划分为3类：各国各民族传统音乐原形及其变形和杂交型；新时期新条件出现了新原形及其变形和杂交型；以上各类的杂交型。例如，中国作曲家可以创作纯粹的56个民族的传统音乐、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欧洲艺术音乐（含电子音乐），可以创作中西结合的“新音乐”和“新潮音乐”，也可以创作现代流行音乐和“新民乐”，还可以创作和非洲、大洋洲、澳洲、拉丁美洲等结合的音乐，等等。就目前情况看，西方艺术音乐、现代通俗音乐、中国“新音乐”最多，而中国传统音乐“老根”上发展的音乐少，世界音乐少，世界音乐的杂交音乐更少。因此期待作曲家创作出更为多样化的音乐，使音乐审美市场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