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联俄的起点

十月革命后，建立在孙中山与列宁革命友谊上的联盟计划逐步开展。但由于双方政府均不稳固，交通远隔，信息不能及时传递，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政府等因素交困影响，联俄进行得异常缓慢。此时孙中山的联俄处于多边的联俄中，孙中山外交策略的重心是筹划中俄德三边关系。此时孙中山的外交策略是：以“弱国外交”的“王道”抵抗“强国外交”的“霸道”，即联合对“霸道”强国不满的陆军弱国与帝国主义海军强国相抗衡。苏俄新生政权不稳固，德国在“一战”中重创，俄德俱是弱国。因而孙中山不断加强与苏俄的联系，并争取德国的加入。

1918年夏，孙中山在《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中表明中俄两党合作的意愿，“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斗争共同斗争”^[10]。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进而提出，“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是两国劳动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普遍和平”。^[11]孙中山与契切林互相表明联合意愿，达成共识，这主要是由于苏维埃政府与孙中山南方政府同处危机，产生联合需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陷入帝国主义的包围干涉和本国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叛乱中，为对内平反叛乱、对外得到国际承认，苏俄决定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组成一个新的反帝战线。^[12]孙中山也需要获得更多的援助，以便重新掌握并维持南方政府稳定以及实现全国统一。

关于孙中山联俄的起点，正是1918年孙中山与契切林达成非正式外交联合的共识，并不是汪精卫所说的1921 年。汪精卫认为，马林来后孙中山才知道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实业计划》类似，这便是孙中山联俄的起点。^[13]1921年12月23日马林来华是确定联合南方政府的具体计划和联共准备时期，并不是联俄的起点。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三条建议：（1）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农工阶级；（2）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基础；（3）谋求国共合作。

对于苏俄是否采用新经济政策等国家内政问题，并不是影响双方联盟的关键因素。孙中山南方政府与苏俄的外交合作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考察：（1）理念冲突与理念契合，（2）制度冲突与制度契合，（3）权力冲突与权力合作。由以上三个维度，可以推导出主要的四种关系类型：（1）理念冲突—制度契合—权力冲突型，（2）理念契合—制度契合—权力冲突型，（3）理念契合—制度冲突—权力合作型，（4）理念契合—制度契合—权力合作型。他们之间的外交合作关系属于第三种：理念契合—制度冲突—权力合作型。

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不会因为苏俄内政措施及其主义不同而发生变化，他主要着眼于权力合作，获得苏俄援助，孙中山认为，“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14]在经济制度层面上，苏俄采用新经济政策是孙中山联俄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两国经济政策基本一致，经济制度契合，推助政治联盟进程。尽管双方在实行经济政策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同，也不会妨碍联俄进行。在政治制度层面，孙中山南方政府与苏俄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冲突，并不会影响权力合作。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15]。越飞则向孙中山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16]。在理念层面上，孙中山自信他的三民主义是可以融合一切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主义。虽然权力合作主导联俄，但是理念的契合度上升与制度的冲突度降低，将会提升权力合作，促进双方联盟。

孙中山在联俄之际，加强联德。1918 年，孙中山派曹亚伯赴德，试图获取援助。但德国战败，该计划被德方否决，孙中山亦被排挤出广州，退居上海，联德计划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将作为战胜国参与其中，处理被侵占领土、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关税自主权和租借地等问题。^[17]而德国将作为对立面的战败国，孙中山的外交策略随之发生变化，对德政策暂时收紧。孙中山构建中俄德三边关系向中俄双边关系内在转变，苏俄成为孙中山联合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