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外交接触的尝试

1918年6月—1918年7月是联俄的中断期。十月革命后苏俄与孙中山建立的联系，不久就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中断，契切林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联系被切断了，两个月来，同您的联系也中断了。”^[18]在中断期双方尝试重新建立联系。列宁想要通过派遣旅俄华工，到中国同孙中山建立联系。孙中山决定先派廖仲恺、朱执信和李章达到苏俄去，为此孙中山请俄语老师教他们学习俄语。宋庆龄除继续担任秘书处理英语函电外，又学习俄语和德语，为加强联俄作准备，并设法与列宁取得联系。^[19]在中断期双方准备互派使者，尝试进行非正式外交接触。

1918年8月—1920年12月是联俄的恢复期。苏俄平定国内叛乱后，孙中山与苏俄联系恢复，非正式外交接触得以继续开展。《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这些文件表明双方联盟计划，苏俄已进入主动公开阶段。这与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倡言“公开外交”“不兼并领土”“民族自决”的新外交理论有关。^[20]而孙中山对俄暂取“秘密外交”，这与中国本身复杂的政情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密切相关。

此时孙中山的联俄还处于多边的联俄中，其外交策略既发展左翼陆军国外交圈，构建中俄德三边关系，争取日本加入，又不断开展右翼海军国外交圈。《实业计划》表明，孙中山希望利用国际资本开发中国，与各国建立开放式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希冀借此拓展到政治上、外交上，进而建立军事同盟。在联俄之外，孙中山寻找的第三个联盟国确定为德国。由于“一战”后国际情势的限制，而且多数国家承认的是北洋政府，孙中山能够寻求合作的国家只有苏俄与德国。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曾先与德国谈判，他多次派代表去德国进行非正式外交接触，因为德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比苏俄强，且广州政府与柏林之间早就已有往来；而苏俄当时在国际上是孤立的，而且还处在内战中。^[21]

孙中山积极争取日本加入左翼陆军国外交圈。1919年，孙中山派朱执信联日进行非正式外交接触，朱执信向日本友人阐明护法目的与护法军政府成立的重要性，争取日本舆论支持。孙中山也积极开展右翼海军国外交圈。1920年6月，孙中山在与《字林西报》记者访谈中表示，极端反对英日同盟，但赞成中英同盟，“如以攻守同盟言，中国不能多所贡献，惟既得英国之助，中国亦能贡献其商务与和平”^[22]。1920年日俄矛盾激化，日本反对中俄任何形式的交往。苏俄的外交政策是激化日美中之间的矛盾，但要避免日俄冲突。并且监督国民党不与帝国主义妥协，脱离革命路线。^[23]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孙中山施展灵活外交手腕，通过非正式外交接触，尽力争取各国对他的政党和政府的支持。如孙中山在英美对其政策友好之机，利用日英美之间的矛盾，希望日本放弃军阀侵华政策，转而支持南方政府，否则他将“亲英美以排日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