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来华与李鸿章的妥协

9月上旬，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开始与总理衙门交涉。由于大久保“力持台湾番地非中国管辖之说”，“呶呶不休”，中日双方交涉始终处于僵持状态，李鸿章判断大久保此举是日本刻意纠缠，意在“为占地索费张本”。直至10 月18 日，两国改议彼此“两便办法”^[59]，交涉转机方到来。大久保终于说出了包裹在“我征台一事，是旨在开导蕃民、保障内外航海者安全的义举”名义下的真实目的：清国对日本将士的重大死伤，当然应予赔偿报偿，而所谓两便之法，即在于此。^[60]至此，日本才亮出底牌，“吐出真款”。^[61]

《论台事归宿》出台后，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对给予日本一定的补偿来了解纠纷达成共识。在大久保提出钱财要求后，双方经历了几轮交涉始终未达成共识，分歧在于赔偿钱款的名目和数额。察觉到总理衙门对给予日本钱款名目上的坚持与不退让，大久保将重点放在具体的赔偿数目，“必欲问明数目”。^[62]最初，大久保提出赔偿总额为五百万元，“除其中二百万元为购买战舰器械等费外，在蕃地实费300万元”^[63]。对日本索要如此大的赔款数额且以“兵费”的名目提出，总理衙门自然无法接受，回应称“兵费断不可给，只可酌赏抚恤被害漂民”^[64]。被总理衙门拒绝后，大久保和柳原相互配合，每当大久保与总理衙门谈判之时，柳原则“同在座中，旁参其说”，遇有不合，柳原则“必于次日呈递照会”，或者到总理衙门“面论”，“专以觐见为辞”。此外，两人还以“一同回国”要挟总理衙门。^[65]

在大久保与总理衙门交涉过程中，李鸿章一直密切关注交涉情况。在大久保同总理衙门相持不下之时，为了打破僵局，李鸿章提出：“似可与商明请令各国公评，作一转笔。”^[66]关于评议人选，他建议由美国新任公使艾忻敏担任。李鸿章曾派许钤身与其接触，认为艾忻敏是适合的人选，其人“谨慎笃实，口无妄言，甫到中华，尚无威、热等使习气”；而其背后的美国“雄踞一洲，亦不惧与英、法异议”。^[67]李鸿章认为，让艾忻敏居中调处“当于东事大有裨助”^[68]。他认为，“东使即不愿他人调处，而美国已认定台湾全境为中国属地，伊亦无如之何”，“若再动兵，美国真要出头拦阻矣”。^[69]李鸿章请美使调处的建议被总理衙门否决。总理衙门有自己中意的人选，即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法国公使热。总理衙门给出的理由是：“英国使臣威妥玛曾于台事初起之日”，频繁来总理衙门“传述日本派兵赴台信息”，法国使臣热福理“亦有愿为调处之意”；英、法两国使臣愿为调停，“虽不无利人兼利己之心，惟彼既愿代为斡旋”，“亦只能一面虚与委蛇，以免从中播弄是非，一面喻以正理，使知非空词所能恫喝”。^[70]对于请英、法公使调处，李鸿章则心存疑虑，他致信总理衙门，希望能改变总理衙门的看法：“威使著名狡诈，又与驻东洋之巴夏礼狼狈为奸，梅辉立亦甚阴狠，尽人知之，热使向与威妥玛一鼻孔出气，亦难保无自利之心。”^[71]

总理衙门并未听取李鸿章的建议，最终因威妥玛“于此事始终关说，意欲居间”，最终请其调处。总理衙门向威妥玛表示，可以接受的底线为：抚恤数“不能逾十万”；对于日本在台湾的“所有修道建房等件”，“留为中国之用”，“给银四十万两”；总共“不能逾五十万两之数”。^[72]经过威妥玛居间调停，大久保同意了总理衙门提出的补偿数额，但提出了三条：“第一，中国政府承认征蕃为义举；第二，消除从来有关征蕃一事的争论；第三，以十万两抚恤难民，四十万两作为斩荆锄棘、筑路修房之费，在撤兵前由中国政府支给。”^[73]31日，中日双方互换条约，最终立“结案办法三条，另立付银凭单一纸”。^[74]

虽然对威妥玛存有疑虑，但对于中日最终达成协议，李鸿章还是松了一口气。然而，李鸿章认为总理衙门提出的赔偿数额过多，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写道：“似援九年津案赔偿法、俄各国人命共五十万，先后一律。弟初尚拟议番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戕杀领事、教土情节稍重，碍难比例。”虽然对总理衙门的处理有不满，但李鸿章并未反对，他认为应当引以为戒，“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