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用旧吏与浮收盗卖

民国时期册籍混乱且残缺不全，征粮全靠粮吏世代相传的地籍。掌握地籍的粮吏已经成了一个固化的特殊阶层，政府为了征粮就必须沿用他们。而旧粮吏的恶习也被保存了下来，农户被浮收刁难，仓粮被掺杂盗卖。

浮收主要是征收分处靠斗手实现的。各县“粮仓收谷无不雇用具有特殊技能之人收量，每石必多量一二升”^[96]。谷物的出纳虽然一律用市斗，“表面上似无上下其手之可能，惟事实上熟练之斗手，凭其特殊之手法，出进之间常可多进少出，多余之数往往饱入私囊”^[97]。斗手的特殊手法主要有：“带秤加皮、藉端勒索、踢斗、拍斗、窜斗、浮荡刨斗、升边、降底、托荡、掺和秕谷等”^[98]大斗收入，小斗进仓——这是征粮员的另一种公开的手段。大斗一斗米十八斤，小斗是市斗每斗米仅十五斤，这样一过手就公开截下了百分之二十。当被问及时，收粮员会说这是公家允许的销蚀，其实政策允许的销蚀早就加到征额里面了。^[99]而给百姓带来最大苦难的事情莫过去征收人员的敲诈刁难。由于经征经收分处过少，各县“多者仅四处，少者只有一处”^[100]，农户交粮时候就需要奔波相当路程。“每人挑运不过五斗，距仓近者十余里，远者数十百里，纳粮一石费用一半，甚且倍之，政府虽有分仓流动征收之补救办法，用恤民艰，而输力之耗损，仍为莫大之负担，且乡民知识浅薄，不谙法令，或不明纳赋手续，或粮户拥挤，或以员司刁难，恒侯三数日不得纳入，甚且来往二三次不能了妥，其痛苦有不堪言者。”^[101]征粮员刁难的借口往往有两种：一是谷子质量不好，有霉变、有虫蚀、不干净需调换等；二是时间已过收不了了，改天再收。粮户自然知道这是征粮员的故意刁难，但是“为了避免麻烦和耽误他可贵的时间，那就只有孝敬征粮员一番，作为送粮金了”。^[102]

为了贪墨更多的粮食，掺假掺杂也是仓库管理人员和征收人员惯用的手段。按照规定纳粮之时需要经过风净过斗，以保证粮食的干净。而收粮人员则是斗筛扇车留下的秕谷收起，掺入收纳的粮食当中，就可以从中置换出等量的优质米谷中饱私囊。甚至还有民政干事做了包商，为了侵吞库存军粮竟强令擂工往仓内泼水，被人问及却说“擂水泼水乃目下包商通弊”^[103]。另外，仓管人员还以虫蚀、鼠咬、失窃、霉烂等借口虚报仓耗，并变卖此部分中饱私囊。国民政府对此亦无能为力，“虽规定粮谷入仓非经半年不许报销仓耗，而无一粮仓不由羡余者，职是之故百姓脂膏不知耗蚀几多也”。^[104]如粮食部四川粮食储运局重庆市桑溪分仓管理员赵璧如盗卖公米4200 石，被依法判处死刑^[105]；宜宾县聚点仓库副主任唐世椿习于嫖赌，变卖公粮用作嫖资；军政部军粮第二十四仓库库长邹师稷盗卖军粮70余万斤，纵逃库员来卸罪，等等。^[106]沿用旧粮吏是国民政府的无奈之举，而旧吏的恶习确实算是“戕国害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