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汉关调银协济

同治年间，关税和厘金收入超过田赋，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开埠通商，湖北商业贸易逐步兴起。同时，江汉关设立后，洋税征收呈稳定增长态势。同治二年（1863），江汉关征收洋税932701两，到同治十三年（1874），征收洋税达1611006两。^[49]随着江汉关的设立及洋税征收的稳步增长，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在对西北用兵的过程中，多次下令由江汉关调拨协饷。

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命江海等五个关凑拨银100万两作为左宗棠西征军饷，并由左宗棠酌量协济甘省军饷。这100万两中指定江海关摊拨50万两，闽海关20万两，江汉关15万两，粤海关10万两，浙海关5万两。^[50]同治八年（1869），清政府“敕下两江督臣、江苏抚臣、闽浙督臣、浙江抚臣、湖广督臣、湖北抚臣、两广督臣、广东抚臣、粤海关监督，将各海关六成洋税，各照军机大臣、户部原拨之数，共计一百万两，提前协解，务于今腊、明正到陕，以应继续。如各海关一时未能凑集如数，即援照成案，仍由各督抚臣出备印票，交臣上海转运局福建道员胡光墉领收，转向洋商借取现银解陕，以通由臣报销”^[51]。不久，“湖北咨覆，饬江汉关拨解银八万两，交鄂设后路粮台转解”^[52]。另外又指定各海关解拨专饷，计闽海关90万两，江海关13万两，江汉10万两，粤海关5万两。以上各款各海关在同治十三年（1874）以前均照数陆续凑解。以后各年这五个关都摊拨了协饷。

自同治七年（1868）三月起，清政府命江汉关四成洋税中动拨部分银两，作为陕军饷银。江汉关协饷按月协济，同治七年（1868）四月初七日，刘典奏：“至江汉关每月洋税，即委王加敏按月催领，同闽海粤海广东江苏解到洋税、协饷一并转运陕省，以期迅速。”^[53]此后，由江汉关调拨协饷，协济陕西成为定例。同治十三年（1874），李瀚章奏：“据湖北汉黄德道监督江汉关税务李明墀详称，在于第五十四结内所存四成洋税项下动支库平银贰万两，作为同知十三年正二两月分陕军月饷，委员解赴陕甘后路粮台验收转解。”^[54]同年，李瀚章奉命调拨陕饷：“所有自同治七年三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江汉关应解陕饷业经按月拨解，先后奏咨在案。兹据湖北汉黄德道监督江汉关税务李明墀详称，在于第五十五结内所征四成洋税项下动支库平银二万两，作为本年七八两月分陕军月饷委员解赴陕甘后路粮台验收转解等情。”^[55]

同治末年，金顺奉命出关，军营饷银由山西、四川两省每年协济24万两，江海关、江汉关、粤海关三关每年协济24万两。据李瀚章奏：“前户部咨议覆前任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奏，统师出关，请拨饷银案内，自同治十三年正月起，江汉关在于六成洋税项下，每月拨解银二万两，行令遵照办理等因。”^[56]江汉关还负责协济左宗棠部，每年协济20万两。据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奏：“知袁保恒奏请指拨江海、浙海、闽海、粤海、江汉各关四成洋税军饷各二十万，共一百万两，于九、十两月内全数解运，勉供边费。”^[57]

除表2所述解拨甘肃协饷外，清政府还命江汉关代还洋款。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由沙俄采买军粮1000万斤，费用由江汉关代还。据湖广总督李瀚章奏：“光绪三年间准伊犁将军金顺咨称，现与俄官康密司克订买粮米一千万斤，共合湘平银四十万两，除由营付银五万两外，余银三十五万两，兑由湖北江汉关协饷拨交，臣查江汉关岁收四成洋税，向例不准动支，其奉拨京协各饷及海防出使各项经费，皆出于六成一款。”^[58]此外，江汉关还奉拨同治十二年（1873）年关专饷银10万两，协陕军饷银29652万余两。^[59]

表1　江汉关解拨甘肃协饷统计表单位：两

说明：本表依据汤象龙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