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的多重诠释
乾嘉朴学全盛之际，其内部出现了以史学理论见长的章学诚。众所周知，章学诚在生前死后并不为多数人所晓，随着192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章实斋先生年谱》与1922 年胡适受其影响增补而成的同名年谱接连问世，对他的研究才开始成为显学。章学诚热不仅是其学术本身的魅力使然，更有时势的推波助澜。
学界对章学诚思想解读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议题：
其一，“六经皆史”。这可以说是民国时期讨论最为广泛的命题之一。胡适将其理解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他说：“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48]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傅振伦就说，“章氏既以经名非示尊崇，乃所以纪政典，故六经无非史料，亦无弗史也”[49]，至今仍有很多学者沿用。梁启超同样取史料说，“（章学诚）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50]。梁氏还将“六经皆史”扩展到子部、集部，甚至小说，以其均可视为史料。对于被误读的“六经皆史”，钱穆曾明确反对。他指出有关“史”的涵义，章学诚《史释》篇已言之，“《周官》府吏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吏之史，指官府供书役者，也即今天所指的书吏。外史、太史、小史等五史即卿、大夫、士人为之，也即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两者虽流品高下有别，但“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后来官师治教分，遂有私门著述之谓。“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51]钱穆据此解释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是将其放在三代官师合一的范畴里讨论的，府吏五史所守掌故档案，皆是官府所存时王制度，也即后世所尊奉的六经。“苟明‘六经皆史’论之要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从这个意义来看，便可理解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的意蕴。钱穆还进一步指出李恕谷、包世臣、周保绪、魏源、龚自珍等人沿袭实斋之余绪，其公羊今文之说，与六经皆史相通流，故“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但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是章氏之旨哉！”[52]
其二，“记注”与“撰述”。章学诚创造的两个概念，用来划分史书类别，“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53]。民国时期首先对“记注”“撰述”概念进行解读的是何炳松，他在为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所作序中将记注解释为史料，撰述解释为史著，并以此为据，宣扬新史学重视史料的观点。“但是现在编纂我国国史的人好像还要努力追随司马迁的抉择去取，不屑做班固那种赅备无遗的功夫，那真章氏的罪人了。我国现在的史学界要等到西洋史学原理介绍进来以后，才满口高谈‘史料’两个字，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呢！”[54]何炳松一直强调章学诚重视记注，实际上与章氏本人所言有出入。章学诚为郑樵《通志》辩护时就说：“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断如也。”[55]流品不能相混，即是有高下之分。章学诚在记注与撰述之间，自始至终都以撰述为先。自称“吾于史学宗章实斋”的刘咸炘，[56]对其学术自然领悟深刻。刘咸炘将章学诚的记注与撰述概念推衍开去，提出“欲究真史学，须读真史书”。什么是真史学？——“不止考证事实、品评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为真史学。”什么是真史书？——“不止编纂材料、记载事实，一切记事书不能成为真史书。”但是“今之读章君书者，犹混史料与史为一”。[57]何炳松将记注、撰述拟之于刘知幾所言“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58]刘咸炘认为很是不妥。他解释道：“盖所谓‘勒成删定’者，又有专家独断与整齐故事之分，章君所谓‘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如《东观汉记》之流，未始非勒成删定，而实不过为比次之业而已。此固假撰述而非真撰述也。”[59]刘咸炘认为，何炳松简单地将撰述等同于“勒成删定”的“史著”，实际上忽视了章学诚所看重的私家之识，将《东观汉记》这类比次之业当作撰述了。他强调撰述的范畴小于史书，只有别识心裁、寓理于事的史书方能称之为撰述，也即“真史书”。按照这一思路，何炳松称之为“撰述”而缺乏史识的著作只能归入“记注”的范畴，而记注也并非“史料”所能范围了。
其三，“史德”说。章学诚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60]因此弄清“天人之际”的涵义是理清“史德”说的关键。何炳松将章学诚的“天人之际”解释为客观与主观：
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完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凡是人类总不免有气，不免有情。换句话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总不免抱有主观的见解。这是无可避免的东西。
我们如果能够用我们的理性来限制我们感情的冲动，那么我们主观里面的气和情，自然可以和客观里面的事实的真相两相印证，两相符合了。[61]
在何炳松看来，如果能做到摒弃主观意识，符合客观的事实真相，就是史家之德。梁启超对这一问题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史德即心术端正，“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史家道德，应如监空衡平”。[62]针对梁启超、何炳松等人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解读，刘咸炘也有申述：
尽其天者，各如其分也，后之为史者，岂能如孔子。惟有各如其分，以待论定，不敢以私意击断。虽有议论，勿过方板，故马、班无峭言之论。先生论史贵史意，而贵德又如此，足见其持论之周密矣。
此所论者，乃作史时之德，未及读史时之德。作史必先观事，亦与读史同。其要虚而委蛇，善入而不轻断，即道家观变之术，吾以详言于他书。各如其分，不用气、恣情二语亦可该之。
先生之意非但求真，盖知作史之不能无情气也。今之论史者，偏主客观而援先生之说以相证者，非也。[63]
刘咸炘对章学诚《史德》篇非常推崇，以其“最为精深”[64]。他认识到，章学诚的“史德”指的是作史时“各如其分，以待论定，不敢以私意击断”，谨慎评价，但同时又强调要“善入”，即作史必然有其主体性，若能在“善入”的同时而不“轻断”，就达到了史德的要求。这与章学诚一贯强调的重“史意”是相通的。
对于刘咸炘的看法，柳诒徵虽大体赞同，但以为未尝切合章学诚之意。柳氏对史德的理解更具有泛道德色彩。他认为，章学诚所言“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是通晓“史德”说的关键。在柳诒徵看来，史学即人学，人以礼为要，因此史学是一门礼的学问。既然如此，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养心术也即修德。柳氏批评梁启超等人的解释“易使学者误认平时不必修德，而临文乃求其敬”，是“舍本逐末”也，而且以史言德，岂非“吾人不欲为史家，即无须乎修德乎？”[65]这样，德不只是史家撰述的一条原则，而是先于史学存在的道德修养。“为史必先修德，耸善抑恶、必明于此，然后知吾国历代史家所以重视心术端正之故。”[66]柳诒徵将“史德”归于传统的道德修养，大体上是成立的。但就章学诚对史德的解读而言，实有更确切的所指。章氏说“史德”乃著述者之“心术”，又谓“慎辨于天人之际”“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可见“天”与“人”概念的解读才是关键。这一点，其实章学诚已经给出了答案。章氏说，“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67]也就是说，章学诚理解的“天”是指受人命于天出自本性的情感，而“人”是指放纵自己的感情。史德的重要内涵即史家要发挥主体性，而抑制主观性。这与刘咸炘的点评多有相通之处。
总体来看，挖掘章学诚与西方近代史学的相似性成为学人偏重的研究路径。然其所言虽系章学诚史学的题中之义，却绝非后者真正关怀所在。何炳松一方面高度称誉章学诚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68]，另一面却不无深意地写道：“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69]显而易见，何炳松介绍章学诚思想的立脚点不是为了宣扬章学诚，而是以章为媒介，让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近代观念，是典型的“六经注我”。相比之下，传统学者在阐述章学诚思想的时候则从中国文化特征出发，即使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如刘咸炘将章学诚与鲁滨逊相比，认为鲁滨逊“广材料”“重普通”“知综合”“重源流”“求原理”与章学诚论风尚、求通变、别识心裁等有暗合之处，且鲁滨逊所看重的仅是物质方面，与章学诚所谓天与道者不可同日而语，[70]都旨在说明传统史学的生命力与独特内蕴，立意与前者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