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发展困境
进入战争后期，规模较大的国营酒精厂资中、四川、简阳产量出现下降（见表1）。
表1 资中、四川、简阳酒精厂三年来产量与生产能力比较表 （单位：加仑）
资料来源：内江市档案馆主编：《资源委员会各酒精厂三年来产量与生产能力比较表》（1945年），《内江抗日救亡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341页。
表1可见，上述三厂总产量1943年较1942年上升178527加仑，增长12.71%；而1944年则较1943年减少121379加仑，下降7.67%。另外，1942—1944年，三厂实际产量占每年最大生产能力平均为67%。易言之，在战时液体燃料严重不足的情形下，规模最为庞大的国营酒精厂，实际上只发挥了全部产能的一半多。
抗战后期，酒精业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从工厂数量来看，实际上一直处于上升之中，从1943年6月的233家，增至1944年年底的306家。[35]但不少工厂的实际产能大大低于生产能力，生产时断时续，与前期的发展状态存在着明显差距。酒精业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融资困难。融资困难是后方企业面临的普遍难题，采购原料是酒精生产需用资金最大的环节。后方银行向酒精业借贷时，一般时限较短，一旦短期内产品难以售出，资金链就容易断裂。1940年9月—1941年8月，四联总处共向大成、合川、简阳、新中国、北泉、宝大6厂借贷130万元，且时限多为6个月，至多1年，只能暂缓燃眉之急。[36]1942年2月，第一区酒精工业同业公会向液委会主任委员秦汾陈述融资困难的情形，指出“数月以来舆论倡言经济节约、金融紧缩，而一般物价有增无减，各酒精厂借贷无门，筹资无力，不论公营民营愈感资金不足，停工减产，随处皆然”，希望财政部及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对于酒精工业扩大放款及投资数额。[37]1944年，资源委员会酒精业务委员会下属资中、内江、简阳、泸县、北泉五厂，“应偿还借款5700万元，又五厂应缴三十一年度资本官息及未分配盈余计600余万元，立待送解。本年度决算核定后，应解缴之数估计为1000万元。如是，则流动资金之减少达7300万元以上。三十三年盈利所得，以目前情形觇估，容能抵补，但物价之高涨，其速度实难预计，自工贷成立之后，放款银行诸受限制，另筹借款掣肘必多，瞻念前途，难关重叠”[38]。上述国营五厂在流动资金上都大感紧张，就遑论其他民营酒精厂了。
其二，投资心理不稳定。投资心理是影响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投资心理的不稳定性往往表现出投机性较强，投资性不足的特征，亦即投资活动主要受到短期利益的诱导，而对长期投资的信心不足。民营酒精厂的投机性较强，投资性不足。由于酒精业是战争催生下的偶发性行业，不少民营酒精厂仅仅是看到投资酒精有利可图的商机，而对企业发展的长期性缺乏信心。战争这一变量，影响着民企的投资信心。基于战争难以持久的考虑，民企在资本投入、规模扩展与技术革新上都表现出较为谨慎与保守的心态。1941年，翁文灏在推动酒精生产时便指出，民营酒精厂增产的困难之处在于“各民营酒精厂，因鉴于抗战后恐难立足，大都设备简单”[39]。自滇缅路运输遮断后，进口汽油来源断绝，贵阳作为后方运输的重要节点，酒精燃料的需求激增，一时酒精厂遍设贵州，至1944年年底达90余家。不过，这些酒精厂多系民营小厂，资本微小，每月产量约1000加仑。这类带有极强投机性的小厂竞购酒精原料，致使原料大涨，开办不久“此业小厂均相继停业，致引起筑市（贵阳——引者注）酒精燃料空前恐慌”[40]。
其三，同业竞争激烈，推高了原料价格。早在后方酒精业勃兴之时，酒业同业争相竞购原料，致使原料价格上涨，影响了酒精业生产的稳定性。1943年年底，酒精业集中的资中、内江各酒精厂，时常出现停工现象。当时熟悉该业的人士即认为，“资内酒精业的困难，主要的是原料价格无法及时控制，厂方的利润逐渐减低，资金却一天天加大”[41]。在川渝一带，产制酒精最重要的原料为糖蜜（漏水）、桔糖与红糖。其中红糖价格的波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38年，内江红糖价格较为平稳，在每公斤0.11元至0.15元之间波动。1939年之后，酒精业勃兴，原料需求激增，红糖价格迅速上涨，整体上价格由1939年年初的0.21元，涨至1941年年底的3.3元，3年上涨约14.7倍。而进入1942年之后，内江红糖价格由1942年年初的3.2元，飙升至1944年年底的112元，3年涨幅达34倍。1945年上半年，糖价完全处于失控状态，由1 月的156元，涨至5月的630元，不出半年，即上涨3倍。[42]显然，红糖价格在1942年之后，呈现出了更大的涨幅。
其四，成品价格被严格限制。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根据各地酒精厂生产成本，制定酒精销售牌价，各厂不得自行定价。该办法本为限制各酒精厂哄抬价格，却因价格核定不能及时调整，以致出现酒精售价低于成本的现象。1942年5月，新中国人造汽油厂呈报该厂停工原因时称，“因资金周转不灵，同时酒精价格系受液委会限制，成品价格上涨，不及原料价格上涨之速，以是发生亏损，不得不暂时停工”。[43]1943年，经济部工业处指出：“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核定各地酒精价格，常不敷各厂成本，如云南等厂，上年均有亏损，本年物价波动更烈，如核价仍低，则亏损仍难避免，亟应设法补救，以利事业之进展。”[44]1943年8月，王晓籁向经济部陈述云南酒精工业困难情形时也指出，“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昆明办事处对于酒精之售价向例给予核定，本年1月至6月核定价为每加仑300元，历时6各月未曾稍加”[45]，对于液委会的核价过低表达了不满。
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交相影响，使酒精业在抗战后期陷入困境。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后方酒精业处于衰退之中。事实上，除1943、1944年略有下降外，全面抗战时期的酒精产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见表2）。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外汽油输入严重受阻，国民政府为解决国内油荒问题，大力督导后方增设酒精厂。
表2 1938—1945年国营和民营酒精厂产量及比较表（单位：千加仑）
资料来源：《1938—1948年资源委员会和民营工业主要产品生产量的比较》，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439～1441页。
当然，面对酒精业的发展困局，国民政府也采取诸多措施，加大酒精原料统制力度、及时调整酒精牌价、增加对酒精同业的资金借贷、敦促用户尽早提用酒精以免酒精积压。不过，这些措施由于各方利益盘根错节、各部门步调不一，国民政府难以控制生产链的各个环节，以致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