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对国耻教育的重视
对1927年的国民政府而言，在根基未稳形势下如何巩固统治、塑造权威迫在眉睫。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所言，“新政府的合法性往往不够稳定，许多老百姓还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要尊重它”[5]。为构建自身合法性和权威性，国民党注意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政治和文化资源。就五七、五九、五卅、六二三等国耻纪念日而言，因具强烈政治教化功能而成为国民党在政权初期展示权力、赢得认同的文化资源。5月，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总政治部、东路和北路军政治部与商民协会等在南京筹备五月纪念活动。[6]30日即五卅惨案纪念日，初掌政权的蒋介石甚至在南京亲自参加大会、发表主旨演讲，[7]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江苏、广东、上海等地政党、学生、民众受此影响也纷纷组织、参加纪念以彰显政府权威和救国雪耻热情。6月23日，武汉市民、南京百余团体举行沙基惨案纪念大会，蒋介石、胡汉民亲赴公共体育场登台演说引“众意激昂”，参与者“大呼打倒帝国主义”。[8]“为唤醒民众努力雪耻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驻沪办事处还编订“沙基惨案痛史”“沙基惨案宣传大纲”和“沙基惨案告民众书”。[9]不过据时人观察，纪念的教育功能发挥有限，称“以国耻二字，已成为一般学生之口头禅。每值国耻纪念日，学生往往只能放假游玩，对于国耻事实，不求甚解。间有身为小学教员，而亦未能深切明了者。”[10]或许正是有鉴于此，教育行政委员会函发命令，要求“转知各小学教员”每逢国耻日或于平时教授常识、社会、史地科目时“参酌讲述”，如“与学生讨论救国雪耻方法尤为妥实”。收到命令后，第三中山大学立即要求各中学校长、各县县长讲述国耻史实，小学教员也须遵照执行。[11]陕西省教育厅随之公布教育改进计划节略，要求讲授国耻小史和不平等条约。[12]不过这一时期“对于把教育做救亡雪耻的工具这一个观念，却不见得有如何的特别的注重”[13]，民众“遇有丧权辱国之事”，“特无永久之宣传与深刻之纪念”，因此有“时过淡忘致五分狂热之诮”。[14]
事实上，在第二次北伐前，蒋介石就十分担心北伐引起日本过敏性反应。为消除日方疑虑，他在招待日本记者的晚宴上表示：“日本与我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故我敢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15]然而失望的是，日本高度紧张并立取军事行动阻挠北伐。8月13日，蒋介石在两广军阀压力下宣布下野，随之流亡日本。10月24日，他对“旧人”态度和日本欺辱中国十分不满，日记写道：“到东京后，感想不佳，旧人仍以亡命视余，对国人之欺辱，令人愤慨。”[16]如说此时受辱体验还停留在个人层面，那么随之发生的五三惨案则推动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
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外交部长黄郛与日方代表交涉。然而日军态度蛮横，将其扣押并软禁于日军司令部长达十几个小时，直至他在日军反诬中国军队挑起冲突的报告上签字后才予放回。黄郛向蒋介石表示：“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17]蒋在日记中写道：“种种暴虐情状，非人所能出也。”[18]4日在获悉蔡公时受尽侮辱后被割耳枪决消息，派曾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进行谈判，谈判期间日军每两分钟即向国民党军队发射一发炮弹，炸毁国民革命军无线电台。熊式辉对蒋强调：“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与我们开战。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决心和他决裂，对抗应战；一条是忍侮一时，避免冲突，避免牺牲，将来再作计较。”[19]而蒋介石仍决定“委曲求全，以期完成北伐”[20]。然而他的愤懑不断发酵。6日，他对冯玉祥所属军队训话时强调“济南之耻，非言可喻”，又说：“苟能卧薪尝胆，则雪此奇耻有何难哉。”中央党部则命令各级党部“慎重领导”民众以“不使发生意外”。[21]7日，日军提出五项要求，要求惩办军队、撤退二十里、禁止反日运动，他的愤怒达到极点，并在日记中写道：“哀哉，国未亡，而亡国之惨祸已见矣……忍辱至此，悲惨盍极，惟愿我中华国民能因此而激励自强以充其雪耻之力量可也。”[22]8日，面对日军蛮横态度又写道：“此种横逆，古今未闻”，“呜呼，国已不国，尚何以人为，容忍亦有限度”。[23]9日因向日方让步极不情愿而在日记中写道：“国耻，余耻，民耻。今日加重二耻矣。何以雪之？”“呜呼！悲乎！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悲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24]感叹词“呜呼！悲呼！”与反问句的交叉运用充分地表达了内心愤怒、苦闷与无助。他还将“身耻”升华至“民耻”“国耻”，不过仍决定“暂时容忍”。[25]10日写道：“土地任人处分，人民任其惨杀，亡国之惨痛极矣。”[26]在听闻日军惨杀中国军民汇报后更是“不禁泪下”，“悲愤良久”。[27]下午3 点，大学院召开院务会议，“全体静默三分钟，为五三济案死难烈士志哀”。[28]内政部也立即反应，在11日通令各省民政厅勤修内政以雪国耻，[29]还编印地图要求各省民政厅分送，强调地图“即在使官吏民众因观与感触目惊心，上下同心，同心奋发救国以求达到光复旧壤之目的”[30]。在获知日军轰炸消息后，他又在日记中悲叹：“国亡民殃，深受奇辱，复有何生乐趣。吾惟有死而已矣。”[31]同时在致吴忠信的电文中将济南惨案视为“中华最大之国耻”[32]。
12日，由于日军炮轰济南城、袭击革命军，蒋介石心情更加郁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倭寇之横暴，无人道甚矣。吾军民之被难，真悲痛也。”同时将其与扬州十日之耻相比。随后又在致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电文中痛陈述自己的痛苦：“此次济南事件，诸同志闻之必悲愤万状，然究未若中正身受痛苦之甚也……国尚未亡，而痛苦实逾于亡国之民矣。中正从事革命以来，饱经忧患，奇耻大辱无若今。”[33]鉴于福田“仍甚横蛮，不可理喻，有必欲解散我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及对我之总指挥必欲处以严刑之要求”，他又愤然写道：“是可忍，孰不可忍。”[34]13日在听闻济南日军残忍暴行后又在日记中哀呼：“惨乎，惨乎，我堂堂中华之国民，何竟受此惨乎。苟忘此惨痛，非人矣。”[35]14日自定“日课”，“每日必记灭倭雪耻方法一条”，当天所拟灭倭方法为“整顿教育，严整组织，用贤任能”[36]，将教育置于首位。15日听完民众惨状汇报后又悲叹道：“我民何辜，竟已遭亡国之惨矣。”同时强调：“此耻必雪，不雪此耻，尚是人乎？……然雪耻必赖势力，势力在我自强。”“雪耻之道”对教育加以强调。[37]随后日军要求道歉又让他深感耻辱，并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同时进行自我检讨：“若日本必欲以总司令谢罪为第一条，则身辱犹可，而国耻甚矣，其可忘却……今国耻身辱，而吾自检讨，一年之间，尚未免有宴安逸乐者存在，远圣人而近匹夫，尚雪耻之能得乎。父母生我如至可宝贵之身，其将任此受辱乎。呜呼，吾罪大矣。戒之戒之。”[38]“国耻身辱”充分呈现了个人和作为国家元首的情感体验。鉴于“上下军纪废弛”，他认为：“长此以往，不惟难以雪耻，而且由我等亡国，故以后非严厉治军，实无救亡之道。”[39]因此雪耻之道应“先整顿基本军队”，通过“整军图强”以“准备雪耻”。[40]19日确定的“雪耻条”是“立志、洋气、求贤、任能”。[41]20日的“雪耻之道”则是“编练军队当从安置官长，指定驻地着手”。[42]不难看出，蒋介石受到刺激之大，甚至后来还指出：“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解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43]
随着耻辱持续发酵和反日运动的压力，蒋介石从反日心境思考教育救国雪耻之道。20日，他就对郑州各校师生演讲“雪耻之道”，强调：“当以爱惜光阴，努力求学，学生雪耻以此为主；立志自强，各尽职责，教师雪耻，以此为主。”[44]25日又致电内政部部长薛笃弼，从民众、政府和乡村三方面指示雪耻要务，同时也称应“兴教育”。[45]不仅如此，他还致电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既呼吁科学救国，又应要以历史“唤醒国民”：“现今社会之贪污腐败，疲玩奢侈，乃为弱国之原因，必使人人能知科学之重要，非此不能治事，若使人人知组织系统范围，统计为办事之本，炼钢、炼铁、制药、电气、机器、铁路六者，为守国之要则，十年之内，不难复国雪耻也。雪耻之道，以卧薪尝胆、破釜沉舟之历史唤醒国民，使其有所兴起效法，是亦教育之一道也。总使人民知法守法，知耻雪耻，而纪律与秩序更当使国人知所遵守也。”[46]“十年之内”雪耻说明囿于弱国现状的蒋介石不得不作长远打算，此前已推行的国耻教育似乎成其为相对较好选择，为此对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尤须注重小学教科书与小学教师，必使其有爱国雪耻之心，而后方能任其为老师也。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而尤须注重胶东与辽宁之耻辱；其次乃为历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47]将国耻置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党历史和国民革命意义之前，足见其对国耻教育的重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教育“使人人有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之心”，而后“方能救国保种”。[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