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教育政策的制定
五三惨案后，就如何救国雪耻，教育又被国民党寄予厚望。时任中央党部书记长的梁寒操就指出，培养道德、知识、体魄、组织、物质等国家力量“离不了教育”，“雪耻”“救亡”均“要靠教育”。而目前“多在学校以内的教育”，“很少在学校以外的教育”“大学的高等的教育”和“在成人的平民的教育”，政府将学校“看作专门研究学术的机关这一个观念”，“把教育做救亡雪耻的工具这一个观念却不见得有如何的特别的注重”，因此教育方针应“以造成有常识有组织能爱国能打仗的公民为宗旨”。[49]《浙江大学教育周刊》撰文呼吁将“国耻纪念日的讲题”列为“必需的应时教材”，认为此举“直接可使学生对于国耻有明白的了解，间接可使民众对于国耻有相当的认识”。因此教育界就“应负誓雪国的责任，一面唤起民众，一面加紧训练”，让“大家有卧薪尝胆的决心，团结起来努力和凶暴的帝国主义者奋斗”。[50]
受反日运动、社会舆论和五三惨案影响，国民政府相关机构迅速制定政策推动国耻教育。5月6日，大学院通令各省教育厅从5月7日到9日三天讲授国耻色彩浓郁的“特别课程”：“一、民族主义；二、日本研究，如地理，历史，人口，经济，兵力，文化等；三、中日交涉史。”[51]通过讲授日本、中日交涉史激励雪耻救国。南京军委会政训部还建议大学院“速编国耻痛史，作中小各学校教科书”“制定卧薪尝胆、雪国耻赴国难等一类足以兴奋邦人爱护祖国之歌谱歌词”；同时要求政府通令全国民众“佩带国耻纪念”以示警醒。[52]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与会者倡导国耻史实进入教材。18日，朱家骅等12人向大会提交“中小学应特别注重国耻教材亦唤起民族观念案”，强调“我国迭受外侮，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53]第二天，王云五、钱端升、孙贵定等人审查并通过该案。[54]尽管如此，与会者黄统21日重提“小学教材增加国耻教材案”。[55]23 日，全国教育会议一致议决：“（一）国耻教材，充分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中。（二）学校遇有机会，即须宣传国耻事实，使知我国第一仇敌是谁，思有以推翻之。（三）国耻图表，必须设备，并使学生随时看见，触目惊心。（四）打到第一仇国之方法，在学校中必须师生共同时时研究之。”[56]不仅将国耻事实编入教材，还对平时宣传、设备展览和雪耻方略提出具体要求。不仅如此，大学院22日还训令各省市教育行政长官、国立大学校长、专门以上学校“一律加课军事教育，每星期至少三次，以两年为限”，各中等以下学校“应一律注重体育，每星期亦至少三次，至毕业时为止”，各校长“宜认真办理，以期立健全国民之基础，而振民族固有之精神”[57]，从雪耻角度强调了军事教育、体育训练的重要性。
7月2日，内政部命令各省民政厅所属必须采用国耻印刷品激发民众雪耻之心，重点强调了编印地图的意义：“即在使官吏民众因观与感触目惊心，上下同心，同心奋发救国以求达到光复旧壤之目的。”[58]一些省市教育机关、社会团体按此进行翻印分送。[59]8月6日，内政部又担心命令成一纸虚文，为此重申了国耻印刷品的重要性，总务处第一科还“催促施行”以“激扬最近国耻以作警惕”。[60]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孙奂仑接训令后表示“当即遵照仿制”，并训令“各县切实遵行”。[61]不仅如此，大学院7月订定《训政时期施政大纲》，要求中等学校一般读物第一年起必须“编制国耻书籍图画”，[62]8月4日，普通教育处长朱经农在中央大学区县督学教育委员讲习会上也谈到“国耻教材”。[63]7日，内政部又要求各省民政厅对包括国耻纪念册在内的印刷品提出修改意见以激发民众“共起救国雪耻御侮”。[64]16日，大学院又决定另编“国耻纪念表”来普及国耻知识。[65]9月20日，内政部总务处还向社会征集国耻图画“以警国人”，包括“广州湾、九龙、大沽、烟台、威海卫、海参崴形势风景照片，万县惨案、五卅惨案、汉口沙基肇事地点及死事烈士照片”，[66]后又编单张《中华国耻地图》和单行本《市政纲要国耻纪念册》赠送燕京大学供学生观览。[67]值此背景之下，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机关会议10月24日通过“各县通俗教育机关应多关备于国耻书画案”。[68]
与此同时，史地课程标准相继出台。8月，教育部颁行《初级中学历史暂行标准课程》，要求教材必须说明“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还应“注重国际现势下的中国地位”。近世史部分包括“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英法联军之役与俄国的侵地”“新疆的平定与伊犁的交涉”“中法之战与南方藩属的丧失”“中日之战与中俄交涉”“沿海港湾的租借”“戊戌政变与八国联军之役”“日俄战后的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民国十五年来的内政外交”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与最近外交”等内容。[69]10月颁行的《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与《高级中学普通科地理暂定课程标准》与初级中学教育目标、教学大纲大体一致，仅是详略之别。以《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为例，它即包括初中叙述较少或未曾涉及内容，大幅增加日本侵华史：“日本维新与中日之战”“国际的远东竞争”“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关系”“日本的侵略——自二十一条至巴黎和会”“五卅事件与中国民族运动的进展”“五三惨案与对日外交”和“山东问题交涉”。[70]
除课程标准外，国民政府还颁布既针对学生又面向公众的纪念办法。1929年4月制定的《五月革命纪念周举行办法》将五三、五九国耻日等纳入五月革命纪念周规定了纪念时间、参与团体、职责分工和具体程序，要求各地高级党部5月3日召集各地党政机关、各团体学校代表举行济南惨案周，5月9日召集党员公务员、民众团体代表召开纪念会，6—7日各级党部宣传国货。[71]为避免纪念逾越秩序，政府又公布补充国耻纪念日办法，强调“纪念前后不应游行示威，以暴露吾人敌忾同仇之心，使敌人有所戒备”。[72]3日，即五三惨案一周年之际，蒋介石以中央军校校长身份发表“誓雪五三国耻”讲话，强调“隐忍雪耻”。[73]对纪念的管控力度随之不断增强。8月26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教育局、国立大学、专科学校以及已立案的私立大学：“嗣后各级学校凡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所载之革命纪念日，无论是否放假，除遵照该表所定办法办理外，应一律召集全体学生，举行纪念式及演讲。惟不放假之革命纪念日，得停课一小时。”[74]同时命令各书坊印行历书时一律将革命式和各革命纪念日简明表排印入内。[75]9月，国民党政论性刊物《中央周报》刊载《辛丑和约国耻纪念宣传大纲》，对《辛丑条约》缔结经过、条约要点、应有努力和宣传口号进行了明确规定。[76]1930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第二十次常务会议决通过的《革命纪念日简明表》与《革命纪念日纪念式》又对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国耻纪念日、天津条约国耻纪念日、南京和约国耻纪念日、辛丑条约国耻纪念日的基本史实、宣传要点、程序仪式均作了具体规定，[77]由各地高级党部负责召集机关、学校、团体代表举行纪念大会，“不放假”。[78]10日，第三届中执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之前国耻日归并于五九“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79]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第907 号公函又指出，“济南及中东路惨案为我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奇耻大辱”，中国“蒙害实深”，为此要求湖南党部设法搜集两案及真相材料“择要酌量编入小学教科书籍图雪耻”，同时交中执会训练部党义课程编订委员会小学组“以备参考”。湖北省教育厅接令后立即要求汉口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遵照执行。[80]济南惨案、中东路惨案进入课本。此外还有《五九国耻纪念宣传大纲》，包括五九国耻历史、二十一条内容、应有觉悟和口号标语。[81]5月9日，中执会通过《五卅国耻四周年纪念办法》，除规定派代表参加纪念大会外，还要求“不得放假游行或举行任何性质之游艺”，同时必须“一律依照中央宣传部办法之宣传大纲宣传要点从事宣传”。[82]1931 年，中央宣传部《国耻纪念宣传大纲》要求宣传五九纪念日、南京条约签订日、国民党废约运动和今后应有的努力，提出“努力撤销领事裁判权”“致力于收回租界运动”“中俄交涉的胜利”和“从知耻做起”等新要求。[83]综上所述，纪念大会作为国耻教育的重要方式，以明耻教战为目的，让学生民众在仪式操演中感受民族耻痛，从而实现纪念的教育功能。与此同时，这些纪念办法、相关政策的制定让“国耻又被普遍地制度化为一种集体性忧患意识”[84]，效果自然比纪念更好，课程标准又为国耻教育在全国推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