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附西学与立足传统：民国时期清代史学诠释的两种倾向[1]

贾红霞

王国维谓，“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准确归纳了清代学术的阶段特征。但如何看待清代学术，尤其是本文讨论的清代史学，却见人见智、言人人殊。以笔者看来，对清代史学的诠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比附西学，将清代史学符合西方学术精神的部分大加阐扬，甚至脱离其原有语境，导致文本的误读，其学术术语基本是西方式的。第二，立足传统，将清代史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下讨论，更看重史学的经世价值，评价体系多是传统式的。值得说明的是，任何二元式的划分都有偏颇割裂的危险，如本文将梁启超归入新派，实际上隐没了他在晚年回归传统的复杂面相。然而学术研究的综合概括又难以避免，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梁启超晚年虽然主张回顾传统，但仍处于西方科学求真等价值观的统摄之下，^[3]故而将其视为新派大体上仍是可行的。目前，学界对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较多，有关他们对清代史学的诠释研究则片段地隐匿其中，^[4]然未有一文专门就民国时期的清代史学诠释作梳理条陈。民国时期的清史学研究并非民国史学与清代史学的简单对话，而是民国史家基于不同取向对清代史学的选择性书写，以及被选择的清代史学与西方史学观念结合进而推动近代史学建立的复杂过程，两个阶段的史学相互纠缠作用，甚至影响至今。本文截取民国学者经常讨论的三个清代史学面相，希冀能勾勒出这一复杂现象，裨益于今天的清代史学研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