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津交易所

上海交易所开业不久，岛德藏等即着手天津交易所筹备工作。1919年4月，以上海交易所发起人中的7人作为再发起人，向驻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提出申请。意向书陈述，“我国产出棉纱棉制品之大部，皆出口向支那市场，特别是大阪周边及近畿地区纺织制品，多数销往支那北方”，“现欧洲大乱渐已终熄，于转向世界经济战之际，特以上海交易所之实绩为鉴，拟于支那北部集散都市天津，设立以买卖交易各种商品及有价证券为目的之交易所”。^[21]内田外相收到天津总领事馆申请后，指令上海有吉总领事与天津龟井代理总领事，对上海交易所自开业以来状况及天津交易所设立条件，分别提出调查报告。上海有吉总领事于5月提交报告，天津则于12月由船津辰一郎总领事提交。船津报告涉及“交易物品性质、交易所设立弊害、仲买人、外国人仲买人管理、交易中仲买人与客户产生纠纷场合、中国地方官吏态度、在留本邦实业家态度、营业许可决策参考事项”等8项内容，并将广泛听取早先拟申请设立交易所的当地日本商人及日本商业会议所意见，一并列入其中。^[22]总而言之，船津报告倾向于赞同设立，同时也提出一些建议。1920年2月，船津总领事准许天津交易所设立，但必须遵守与上海交易所13项命令条件相类似的10项规定。发起人总代表奥繁三郎在其回执书中，作出“确认并遵守规定条款”的承诺。^[23]

在天津交易所筹备阶段，成绩斐然的上海交易所给天津交易所股份带来了一波人气，原设想资本金500万元计10万股，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尚在等待总领事馆批复认可期，筹办方再次提出增资至750万元计15万股的申请。船津在给内田外相电报中，针对股份分配问题作如下陈述：“发起人3.5万股、支持者1万股、在华日本人3万股、本土发起人相关利益者1万股、中国人2.5万股，剩余1万股以作备用。”^[24]1920年10月，岛德藏等发起人携手臼井忠三等5位在津日本实业家，共同提交“钱钞交易许可再度请愿书”，在之前定款“各种商品及有价证券”下添上了“钱钞”两字。^[25]

天津交易所以大阪岛系为中心，联合在津日本实业家共同设立，岛德藏、板仓兴太郎、臼井忠三等任董事，坪井九八郎、宫崎敬介等任监事，岛任社长，板仓任专务董事（可参考表2）。总店位于日租界福岛街，支店设在大阪，于1921年9月正式营业。开业时，有仲买人18名（其中日本人10名、中国人8名），此后一直起伏不定，最多时达29名（其中日本人15名、中国人14名）。交易物品有通货、有价证券、棉花、棉纱等四类。通货交易为日本银行、朝鲜银行金票及上海标金等。有价证券仅有股票而不涉及债券，股票种类仅有大阪交易所股、钟纺股和自所股。而棉花与棉纱交易，市场行情则一直低迷。

1922年8月，经总领事许可，天津交易所创立关联企业天津信托株式会社，其资本金、股票数与天津交易所相同，近一半股份由天津交易所控股，且两家大股东几乎一致，说是一心同体也不为过。1924年，外务省特派交易所监督官铃木武志赴上海、天津等地调研。8月，调查报告上呈通商局佐分利代局长。在天津交易所调查报告中，铃木写道：“天津交易所情况极其不佳，按理说买卖品包括了证券、棉纱、棉花及钱钞四类，但除了钱钞之外其他产品根本无人问津。”^[26]因而在1925年11月25日就有“天津交易所以营业不善为由当日暂停交易，实则恐就此关门大吉”^[27]的传闻，不久便处于“交易已完全停摆”“工作人员也皆已全部撤回日本本土”^[28]的状态。

在如此状态下，天津交易所又勉强维持了2 年。1927 年10月第13次定期股东大会，改选奥村千太郎为常务董事，滨崎照道、魏信臣、杜克臣、赵幼田等4人为董事，坪井九八郎、翟恩源、赵聘卿等3人为监事，并选举滨崎、静馨、山本3名董事和坪井1名监事^[29]，负责着手天津交易所清算准备工作。1928年4月第14次定期股东大会正式通过解散决议，选举滨崎、坪井、山本为清算人，福村富三为监事。解散说明提到，“1923 年以来，因国内外经济低迷，唯一上市的钱钞交易也日渐萎靡不振，再加上中国动乱不止，敝社一直处于休业状态，亦难期再开之时，故一致决议解散”^[30]。

天津交易所清算工作颇为费时，从1928年4月起至1932年4月，合计召开8次清算定期股东大会。1933年4月召开清算了结股东大会，通过清算事务报告书（包括资产负债表、资产目录及损益表），并对股东承诺“到清算了结完成时，将以每股8.45元价格购买赎回股票”^[31]。同年12 月，该清算报告书由栗原正总领事提交至广田弘毅外相处。自1919年创立，历经14载，天津交易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