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外交交涉的进行

1921年1月—1922 年12 月是联俄的加速期。由于双方任务、目标相近，非正式外交交涉不断加强，联俄加速进行。但是他们之间的非正式外交交涉并不顺利。由于俄方认为南方政府并不能代表中国，谋求先与北洋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孙中山则采取更为秘密的联络方式。相反，孙中山加快联俄步伐，于1921年12月派遣广州全权代表张秋白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大众会议，进行非正式外交交涉。张秋白向共产国际派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提出，“希望建立正式关系，如果不能，就建立非正式的公开关系”。^[25]可见孙中山在苏俄积极筹划与北洋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想要使苏俄放弃与北洋政府建交，而与他的南方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如若不行，非正式的公开关系亦可。

但是在1921年12月底马林来桂林与孙中山进行非正式外交交涉时，孙中山变更主张，拒绝与苏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也体现在1922 年达林与孙中山非正式外交交涉时得到类似的回应，“希望同苏俄联盟，希望在将来的革命事业中能够得到苏俄的帮助，但目前却不能与苏俄建立联盟”。^[26]孙中山主要考虑到英国反对他，英国的势力范围在香港，时刻威胁着南方政府的安全，而且国民党内有一批亲英美而反对苏俄的人。^[27]在弱国的联合还没形成强大到与帝国主义强国相抗衡的实力前，孙中山的外交策略是极为谨慎的。华盛顿会议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双方认识到必须同盟，以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联盟。1922年1月10日，马林在《中国的复兴和同俄国的关系》备忘录中指出，在反抗四国联盟方面，中俄两国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28]在孙中山的亚洲外交策略中，苏俄是与欧美对抗的重要角色。虽然正式承认苏俄的时机尚不成熟，但联俄并非没有任何进展。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客观上推动联俄进程加速，苏俄成为孙中山考虑的忠实盟友，“陈炯明叛变是使孙中山从原本对苏俄保持保留态度，转为后期较积极联俄容共的关键”^[29]。尤其是陈炯明公开孙中山中俄德三国同盟计划后，推进了孙中山外交公开化进程。孙中山答复香港《电信报》：“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则莫如苏维埃俄罗斯。至于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30]此时孙中山的联俄还处在多边的联俄中，既注重和右翼海军国联系，又留意与左翼陆军国联络，“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而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二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31]。

但是孙中山联德失败，汤绍成依据德国机密档案指出，柏林拒绝与孙中山联盟的原因：第一，为了遵守《凡尔赛条约》第170条与第179条，德国被禁止出售武器与外派军事顾问；第二，孙中山在南方的地位很不稳定。他暂时还没有完全控制广东与广西两省，况且德国也必须关注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因而从1922年夏天起，孙中山开始加强与苏俄的联系。^[32]陈炯明叛乱与联德失败，加速联俄进程。

联俄进程加速，也表现在孙中山与马林、格克尔等人的非正式外交交涉中。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进行非正式外交交涉，孙中山告诉马林，“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33]。同年9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的助手格克尔、马林进行非正式外交交涉，商谈孙中山与吴佩孚同盟的可能性。孙中山询问格克尔，苏俄是否能帮助他在西北组建武装力量，双方联盟的协议尚在商讨中。

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联俄加速进行，“孙中山开始宣传与苏俄亲善，甚至发出建立广泛的反西方联盟的威胁”^[34]。孙中山奉行以“弱国外交”的联合抵抗“强国外交”，迫使海军强国完全放弃甚至部分放弃帝国主义，转而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冀图借此一方面使苏俄消除疑虑，另一方面也许能引起西方列强震惊而改变主意”^[35]。在英日同盟期满后，孙中山争取日本加入，构建中俄日三边关系，“孙中山极力主张日本和俄国联手‘反对盎格鲁-撒克逊的侵略’”^[36]。但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日本政府支持。1922年12月，中俄双方联合更需要苏俄的助力，孙中山认为，苏俄将帮助他创造一种便于并加速俄中共同工作的局面^[37]，双方进入公开外交层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