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办各类军需物资

同治光绪初年，随着清政府在西北的用兵，各类军需物资，如棚帐、枪炮、火药需求不断增多，而甘肃生产各类军需物资能力有限，“甘省各军分途防剿需用军火甚巨，本省工料两缺，制造无多，难接济”^[60]。为此，清政府还从其他各地调集军需物资。由于此时湖北政局稳定，“湖北现已肃清，自有备储军火即代为制办，较之甘省亦易为力”^[61]。为此，清政府还多次命湖北协助办理西征军所需的武器、棚帐等。

西北前线所需的火药、各类火器需要从其他省调拨，同治年间，湖北协济甘肃枪炮、火药情况如表2所示。同治三年（1864）十月，官文奏湖北负责发放都兴阿、穆图善、甘肃提督雷正绾部所需的军器、火药由湖北发放。同治四年（1865）八月，杨岳斌奏由湖北、湖南调拨火药、枪炮：“恳恩饬下湖北、湖南抚臣，每省各拨火药五万斤，劈山炮各二十尊，抬枪各一百杆，小枪各三百杆，由水道运至襄樊，取道陕西，以达甘省。”^[62]道员蒋凝学一军所需的火药，也由湖北供应。据同治四年，官文奏：“其军装火药仍由楚省源源接济。”^[63]同治五年（1866）四月，由于兰州火药局被雷火轰击，里面所藏火药、硝、磺等均被焚毁，工匠也被炸死。为保证行军所需，清政府紧急命令由湖北等省调拨火药。刘蓉奏：“火药为行军要需，况值回匪纷窜，需要尤急，即使设法赶造亦属户缓不济急，请旨饬下湖北河南山西各拨火药三万斤，迅派妥员解陕以资攻剿。”^[64]同治六年（1867），陕甘总督穆图善奏请由湖北拨解枪炮。其中，火药2万斤、铅丸5000斤、火绳5000盘。^[65]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又命湖北筹办甘肃所需的火药、火绳、铅丸：“奴才拟请由湖北筹办火药二万斤、火绳五千盘、铅丸五千斤，随饷搭解来甘，以资应用。”^[66]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同治帝下令在湖北采买开花子母洋炮及火攻利器，所需费用由应协济饷银内拨：“其应需价值，湖北本有应拨景廉军营每月饷银数千两，尚未起解，并着李瀚章、郭柏荫即由此款内提拨应用，余银并交该员运解回营，毋稍延误。”^[67]

表2　同治年间湖北协济甘肃枪炮、火药统计表

棚帐、旗帜、号衣是前线官兵所需的重要军需物资，同治初年，西北前线官兵所需的这些物资由湖北负责制造供应，“至于棚帐、旗帜、号衣，例应半年一换，所需布匹工价，更为繁巨。从前均由鄂省制造，转运西安”^[68]。如：同治三年（1864），湖北协济雷正绾部二号蓝布夹棚帐4架、白布单棚帐196一百架，都兴阿、穆图善招募的军队白布单棚帐100架。^[69]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停止由湖北制造棚帐、旗帜、号衣这些物资，改由在甘肃制造。但由于成本过高，清政府又下令改由湖北等地采买。

左宗棠西征期间，清政府还命湖北代购军需物资、战马等。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下令在湖北代购军械、布匹：“湖北三万五千两，自去年三月至今，应解五十余万两，乃收该省代购军械、布匹等项，并解过银两，合算仅十余万银。”^[70]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奏：“自抵鄂后，即以习练马队为事，陆续觅买口马，仅得四百六十余匹。”^[71]

同治光绪初年，湖北还多次承担军粮采买，“本省兵燹之后，田土荒芜，产粮既属无多，又须少留民食。以故各军采买，均系购自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处”^[72]。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同治帝谕：“本年陕西米粮昂贵，军粮缺乏，采办维艰。据左宗棠奏湖北欠解五六两月协饷银四万两，湖南欠解尤多，亟需筹解采买以资接济，着郭柏荫、李瀚章、刘崐、何璟各饬该藩司由湖北迅拨银四万两，湖南迅拨银二万两，均解交陕甘后路粮台，王加敏等委员采办军米，分批转运，由汉江溯流而上，入甲河至陕西山阳县之漫川关陆运至西安，以供军食，毋稍迟误。”^[73]同时，为保证军食，同治六年（1867）八月，左宗棠奏请由户部发给空白执照5000张，在陕西、湖北、山西、四川和河南五省设立米捐局，劝办米捐，接济陕甘军食，“臣上年因甘省粮饷奇绌，奏请于川、陕、湘、鄂、晋、豫等省劝办米捐，业经户部颁发执照，转发各局填用”^[74]。到同治十三年（1874），共“收湖北分局报收米捐，合银十八万七千九十五两”^[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