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策略：学生社员的吸纳

学生生活社的组织形态是由中央至基层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多层级体系。生活社在南京设立总社，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员大会，下设理事会，在社员大会闭会期间处理一切事务。社员大会选举理事11人，候补理事4人，理事会推选理事长1人，对内处理一切事务，对外代表该社。生活社设总务股、出版股、研究股、游艺股和调查股，每股聘主任1人，干事若干人。^[17]特工总部指令各地特务室“物色在学生阶层之细胞，在各学校中物色优秀分子，发起筹备组织学生生活社”。^[18]各地分社必须“为南京学生生活社总社之宗旨为宗旨”，“必须绝对服从总社一切命令或决议”。“分社工作于每月须呈报总社一次”，“如遇有特殊事故发生须即时请示总社办法，不得擅自解决”。^[19]

在总社的直接指导之下，全国很快成立北平、上海、苏州、盐城、武昌、汉口、芜湖、徐州、西安、镇江、贵阳、泰县、南通、泗阳、济南、安康、咸阳、长沙、常德等分社。按照规定，各地分社均由“发起人推举代表具备理由书向当地高级党部申请许可组织”^[20]。这些属于地方层级的外围组织大多都是依附于各地党部而设立的。譬如，1935年7月，学生生活社泰县分社在县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负责人宣称，这是由“一部分先知先觉的青年，大胆地负担起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任务”而成立起来的，他们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带有统制性质的组织。^[21]1936年，长沙学生生活社在县党部成立，邓弼担任负责人，他通过党部关系得到各种社务的支持。^[22]在江苏盐城，学生生活分社是一个“以复兴民族为号召，并接受党政机关之监视指导的青年团体”。经过一年多的运作，该分社社员“计已相近二百多人”。^[23]抗战爆发后，随着党部力量在四川的扩张，学生生活社的社员逐渐遍及成都、重庆、内江、绵阳、自贡等地。“全省各大中城市都有分社，数目相当庞大。”^[24]

学生生活社吸纳社员具有明确的规定。根据章程，社员加入的条件为：“凡学生或非学生如同意于本社宗旨，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或投稿二次以上，请求加入本社，经理事长允许举行登记手续者，均得为本社社员。”但只要是“有反革命行动者”，或“受开除党籍处分者”，或“褫夺公权者”皆不得加入学生生活社。^[25]学生生活社的新人大多通过社员介绍入会，并须随时向总社报告入会情况。1935年3 月，苏州分社在筹备期间“登记社友已有二十三人”，筹备组下达任务“于四月份内发展新社员四十名，由筹备社友个别征求，并深入苏州各校普遍发展”。总社对其联系也甚为密切，负责人胡鸣、周荫千“不时与总社通讯外，每月并做工作报告呈交总社，至经常工作，完全遵照总社指示办理”。^[26]

在吸纳社员方面，学生生活社力图借助双翼策略来影响与操控学生。在表面上，南京市党部代表叶时俊强调社员“要摆脱政治背景”，“学生当求学时代，最好是在学校求学，不要有政治活动”。^[27]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暗中强化对学生的文化统制，培育三民主义的党化思想。实际上，“凡是对国民党有利的政治思想灌输和有限度的个人参与政治，不仅获得许可，而且成为国民党‘去政治化’策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28]。这种“去政治化”的双翼策略成为CC系指导和吸纳青年学生进入学生生活社的主要方式。他们虽然蒙蔽了不少学生，但有时却也无法得逞。1935年年底，在上海真如暨南大学旁听的蔡振扬经同乡蔡侠兰介绍进入《学生生活》杂志担任编辑。当时蔡振扬“在学生生活社暂住。后来发现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常在该社开会”。他只得在外面赁屋居住，有几位同乡也常来同住。社员陈诗群曾“以开玩笑的口吻”邀请他“组织一个小团体，设法抗日救亡”。蔡振扬当即表示“胆小怕事，只知读书，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于是陈诗群也不再强求他加入组织。^[29]

由于当时黄埔系的外围组织复兴社获取学生的支持强于CC系^[30]，学生生活社上海分社在扩大组织方面遇到了阻力。研究股主任陈予漫为此要求社员限时完成发展新人的任务，他规定：“限四月份内每人征求三位社友，每个社友于每月中得调查学生生活情形，学校状况以及文化团体内容起草报告，由分社理事每月汇交南京总社，每个社友至少须征求刊物定阅者一户。”上海分社认为：“沪地社友人数不多，事实上社员碍难普遍的发展，到上海各学校，希望总社多方给予协助。”^[31]南京总社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强调应用“仅有的力量向几个中心学校或在各方面条件比较顺利而易于进取的中心阵地用功夫，这样来创造了坚实的核心力量之后，才说得上往各校去普遍的发展本社的组织”^[32]。总社要求各地分社必须“一方面选任热诚而有能力的社友，以造成和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另方面便是推举社员中的领袖，以保证和扩大本社之下层基础”^[33]。负责人发现，发展分社组织必须健全其领导机构。因此，学生生活社应“选择其能牺牲一切而为本社服务的热诚分子到领导机关中去”^[34]。在基层组织，各地分社采用“更群众化”的方式，由个别社员“在各学校组织各种性质的文艺、学术及运动的团体，并从而吸收入社”。^[35]

根据社务发展形势，学生生活社开始运用多元化的方式公开吸纳社员。1935年4月10日，该社理事会向全体社员颁发民国二十四年度春季社友调查表若干份，统计各社友生活情形，作为造具社员名册的依据。^[36]社方以关心学生的生活为名义，多次发起《学生生活读者调查表》和社员兴趣调查，发现大中学生普遍蔓延着烦闷思想，而爱好文艺的学生尤占多数。生活社随即通过开展影坛新人悬赏^[37]、半月征文^[38]和夜谈会^[39]等“去政治化”的文艺活动，吸纳了一大批学生成了活跃分子。

不宁唯是，总社还特设游艺股，多次组织到中山门外郊游^[40]，在玄武湖后湖举行各校学生联欢大会^[41]，招待到京的新安旅行团^[42]，组织社员和中学生前往滁州琅琊山旅游^[43]等游艺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还扩大了社团影响力，有助于发展吸纳社员。组织者有意将游艺与救国的工作结合起来，在活动中灌输三民主义和民族救国思想，以期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