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救国运动”

学生生活社是属于CC系向全国各大院校渗透势力的外围团体。作为学生生活社的喉舌与耳目，《学生生活》努力向学生群体传达民族复兴、救国教育的理念，使其在三民主义影响之下为党国体制效力。编辑部提出办刊的六点使命：“一、唤起同学们注意复兴民族的运动”；“二、灌输同学们正确的革命思想”；“三、鼓励同学们实行新生活”；“四、灌输民族文学的思潮”；“五、指导同学们求学的方向”；“六、提起同学们活泼奋发的精神”。^[52]

创办初期，该刊积极灌输德意法西斯蒂的独裁政治观念，鼓励三民主义教育、唯生论、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华北事变以后，国难日亟，一二·九运动爆发，CC 系认为此时的“学生救国运动已经成为全国学生的中心工作”^[53]。1936年，《学生生活》出版“革新号·学生救国运动特辑”，在全国范围发起征求学生运动的稿件。^[54]该刊还设有“每周讲座”专栏，多次邀请学者顾颉刚、张纯明、冯友兰、叶公超、潘公展和陶希圣等人发表针对时局的言论。主编蔡侠兰还提出新的编辑方针。他认为刊物的宗旨是以“挽救世界危机、复兴中华民族”为责任，立场是“以全体学生的立场为立场”，“以全体学生的意志为意志”，“以适应学生的兴趣”为内容，用“绝不盲从”“绝不偏袒”的态度拥护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反对呆板的教育制度。^[55]职是之故，编辑部不仅发起针对“学生救国运动”问题的讨论，还对刊物的内容、编排、发行进行调整。经过努力，南京《学生生活》杂志的风格大为改进，吸引了更多学生的关注。

实际上，在党国体制下，“党即国”，“国即党”，“党化教育”就是“国化教育”。^[56]学生生活社对于“学生救国运动”固有明确主张，“现在中国是在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之下，我们共同感觉到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值得我们的同情与拥护”。^[57]社方认为：“学生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反对冀东伪自治，保障华北主权的完整，不是与政府当局和学校当局为难。”^[58]针对学潮出现的各种现象，生活社提出了“救国运动”的方针，要求全国学生应“拥护中心势力，服从领袖人物”，“一切学生须表里如一的在中国国民党及蒋委员长的统一的指导下作全盘的整个的准备”。^[59]这种带有鲜明“党化教育”色彩的政治立场凸显出主导者在运动中竭力引导与拉拢学生，努力以党国意识来把控学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