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能源：战时酒精业的勃兴
全面抗战爆发后，除广西、湖南及咸阳（陕西）三厂原在内地未受损失，仍能继续生产外，其他各厂俱未内迁或已毁灭无存，或则沦于敌手。[21]中国酒精厂于9月13日被日敌炸毁。战时，国内汽油供给十分紧张，酒精作为动力燃料的功用被发挥出来，或掺入汽油使用，或单独使用。1937年9月7日，国民政府通过酒精汽油混合燃料办法，并设立机关强制使用，规定凡用汽油为动力燃料者，应于汽油内混合1／5以上之动力酒精。[22]1937年9月20日，战争爆发不久，前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中国酒精厂总化学工程师魏岩寿就上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认为：“长期抗战期内非增设酒精制造厂于后方不可，且设酒精制造厂于后方有二重意义焉，一可有利军用，增强抗战能力，二可增辟荒地广中甘薯以作酒精制造之原料而移殖多数失业人民。”[23]在国内汽油严重供给不足的情形下，酒精扮演着新能源的角色，也承担着保障军民运输的重大使命。
事实上，早在1935年，资源委员会即拟设酒精厂于四川内江椑木镇，七七事变爆发后，该厂筹备工作暂时被搁置。[24]在此基础上，1938年初资委会与四川省政府合办四川酒精厂，资本12 万元，于8月正式试机出品，月产酒精3万加仑，专供工业用途及作汽油之混合燃料。[25]四川厂的设立，成为后方酒精业的嚆矢。
为统制后方酒精业发展，各国营酒精厂除军政部开办的外，都由资源委员会筹设与运营。1940年1月，鉴于资委会经办各厂出产有限，资委员特拟订扩充酒精工业办法。考虑到增设大型工厂器材缺乏，资委会与四川酒精厂厂长魏岩寿商酌，“设计小规模制造方法，以补大工厂之不及，冀能徧设多厂，藉收集腋成裘之效”，预计设立日产1000至2000加仑工厂2至3处，日产300加仑工厂10余处。[26]资委会在拓展国营工厂同时，也计划奖励民营，推广酒精工业。
在市场需求与政府倡导之下，民间投资酒精工业的热情被点燃。民营酒精业的生产与管理主要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负责。1940年，为了满足后方日益增长的酒精需求，工矿调整处协助或督导14家民营厂开工生产、增加产能，使其日产量由1940年1月前的1010 加仑，增至8 月底的3650 加仑，及至12 月，增产至7050加仑，增产7倍左右。[27]经工矿调整处的努力，截至1940年年底，后方已开工民营酒精厂达35家，每日生产量为12640加仑。其中在四川境内（包括重庆）共28家，日产量9290加仑，占民营厂酒精产量的73.5%；不在川境的有7家，日产量3350加仑，占民营厂产量的26.5%。[28]
截至1943年6月，国统区酒精厂数量多达233家，每月产量1704102加仑，其中位居前列的为四川63家，月产900000加仑，云南38家，月产260300加仑，贵州54家，月产189257加仑，广西23家，月产45433加仑。[29]
后方酒精工业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市场需求的刺激。战前，汽车的动力燃料皆使用汽油。而国内汽油供给被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家外国石油公司垄断。战争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沦入敌手，重要海港被日敌封锁，国内油品进口严重受阻。外来油源不稳定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谋求自给，此时玉门油矿的开发被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然玉门油矿产油有限，1939年仅为126851加仑，1940年为413285加仑[30]，且运往内地和前线极为不便，难以满足军民运输需求。酒精在此情形下成了理想的汽油替代品。战时酒精的需求量十分庞大，酒精工业遂成为官方与民间资本相继追捧的对象。
其二，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投资。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规定了汽油混合酒精办法，要求各机关遵照执行。当大后方成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后，解决动力燃料问题便成为国府要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蒋介石曾多次指示要发展酒精业。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也积极筹设酒精工厂。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与注资下，以川渝为中心的国营酒精工厂得以发展起来。如1942年度国营工矿事业经费，连采金在内，共计448350000元，其中约1／2用于石油、酒精及人造汽油等液体燃料。[31]
其三，原料充足。后方酒精工厂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地区，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也有部分酒精厂设立。这些酒精工厂基本上都设立在原料供应充足的地区。其中，以四川的沱江流域分布最为集中。由于沱江流域是蔗糖生产十分发达的地区，能够大量供给提炼酒精。据估计，1940 年四川糖品产量中，红糖为239235担，糖清956939 担，白糖382776 担，桔糖287082 担，糖蜜287082担，这些糖品中半数左右用于生产酒精。此外，四川每年约产1500万公斤乾酒，其中2／3可用于制造酒精。[32]四川的糖品和乾酒合计，可供制造酒精1000万加仑以上。
其四，国民政府调节供需。战时，酒精作为战略性物质，为了防止产供之间的矛盾，国民政府实施统制政策，管理酒精生产、运输、销售与分配的各环节。1938 年5 月，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在汉口成立，分别办理液体燃料之采购、运储与分配各事宜。同时在各重要城市分别设立管理机关，先后组设长沙、贵阳各办事处，武汉、重庆、昆明各发证处，衡阳、桂林、柳州等地派驻办事专员。[33]1940 年4 月，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以油料统制与运输业务有关，将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改隶该局。[34]在需求旺盛时节，液委会协助各厂囤购原料，增加生产；在需求疲软之时，则酌限产能，以保障供需平衡。无论国营还是民营酒精厂，几乎都与各军公单位订立了运销合同。有军事订货和政府订货作为保障，酒精销路能够得以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酒精业并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发展主要受制于原料与市场。战时，军运繁忙，燃料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酒精销售自然拥有广阔的市场，而且由于政府统制产供，销路有所保障，兼之靠近原料市场，酒精业的成长自然拥有着相当多的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