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失衡：抗战胜利后的急剧萎缩
抗战胜利后，酒精的需求量随着战争结束而萎缩，酒精业日渐衰败。酒精业完成了新能源的使命与任务，面临角色转变，脱离新能源定位的难题。战争甫一结束，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即减少了向酒精业的订货与贷款，酒精业普遍面临或重组，或倒闭，或减产的命运。随着军事用度的减少、企业向东南沿海的回迁，后方工矿企业发生重大危机。国民政府为酒精等项工业举办紧急工贷，试图延缓此次工业危机。1945年1月，行政院下令将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工矿调整处划归战时生产局管辖，酒精业的管理事务被移入战时生产局。战争结束后，战时生产局顾念“酒精工业贡献国家最大，管制最严，设备贬值最多，现在已属衰落之际，故予分配7亿元”[46]。虽然这7亿元在恶性通货膨胀之时，难以发挥巨大效用，但毕竟显示出战时生产局对酒精工业的扶植态度。不过，四联总处并未批准这7亿元的贷款。
战后，酒精业除了各生产要素的变动而发展受限外，国民政府对其的政策扶持力度大为降低，甚至表现出“放弃”国营酒精业的态度。1945年，翁文灏与钱昌照呈蒋介石，认为资源委员会应将重心放在接办收复区事业，对后方零星事业应早事收缩。[47]1946年1月，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对四川酒精厂的考察意见认为，“方今对日战事胜利结束，酒精之需要量亦日渐减少，政府资金之运用允宜发展重工业，如铁路、矿山、电力等，此种轻工业最好交由民营”[48]。可见，国民政府对于酒精工业的发展并不如战时热心，对国营酒精业酌加限制，转由民营办理。
在缺乏政策支持、市场需求疲软及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酒精工业的萎缩便不难想象。1945 年11 月，云南酒精厂共有职工77人，其中被遣散20人。[49]194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酒精业务委员会办理结束，分设各地的9 个酒精厂合并为资川酒精厂，总厂资中，就简阳及纳溪原有设备设二分厂，由前简阳厂厂长金贵湜主持。[50]1947年该厂预计产量50万加仑，而实际仅产44万加仑。[51]1946年下半年后，四川境内仅存国营资川厂及民营中川、沱江、国防、复兴、永川等厂继续开工供应民用，“而军公机关车辆均用美援汽油，置酒精于不顾，甚且藉汽油以抵运价征用商车，益陷川境酒精事业于困境”[52]。川省酒精业为求生存，不得不将酒精运往上海销售，但也难以改变川境酒精业衰颓的趋势。1948年，资川厂月仅产5 万加仑，川销约3.5 万加仑，沪销约1万加仑。民营各厂断续开工，月共约产1.5 万加仑，川沪均销，系属游击性质。与战时国营厂每月产20 万～27 万加仑，民营厂产10 万～15 万加仑相比，可谓判若云泥。[53]战时第一区酒精同业公会有50 家，至1947 年初仅余12 家，年中生产几乎全部停顿。[54]西南地区的酒精业如此，即便是国民政府接收收复区酒精厂之后，开工者也属寥寥。[55]上海官商合办之中国酒精厂，每日可出无水酒精1 万加仑，亦以销路不畅，无法大量生产，此外如华星、同济及远东等厂，多在半停顿状态中。光复区台湾每年出产酒精约600万加仑，苦无出路。[56]
在整体产量方面，1945年酒精业的产量达到1622.2万加仑的顶峰，其中国营401.3万加仑，民营1220.9万加仑；1946年，产量降为1237.9 万加仑，国营339.2 万加仑，民营898.7 万加仑。1947年，国营酒精业的产量更是降至164万加仑。[57]
面对发展无力的境况，西南各省酒精业向国民政府呈请救济。1946年8月，《新华日报》登载消息：“酒精工业在抗战期间是被‘管理’与‘统制’最严的，政府规定他们的出产量，如稍逾期，动不动就要‘军法从事’，但胜利后，美国汽油大批进口，他们被遗忘了，现各厂（指重庆地区——引者注）所剩酒精20多万加仑，屡请政府收购，毫无下文。”[58]除了希望政府继续收购库存酒精外，第一区酒精工业同业公会还建议政府制定汽油掺用酒精办法。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对于此项建议表达了自身顾虑：“吾国目前国产汽油不足自给，自可酌予采用，惟现在国内用油泰半赖外油供给，其中尤以美国油为大宗，国产汽油努力竞争之不暇，如再掺入国产酒精，则其品质将因此而与舶来品不同，其效能亦将因之而减低，似此国产汽油恐难望畅销，关于本案如政府能有明令规定凡在吾国使用之汽油，必须掺入酒精始准销售，则国产汽油与舶来汽油尚可并存，国产酒精问题亦可随以解决。”[59]由于国民政府对外油高度依赖，难以强令外油掺入酒精，这样的办法最终被搁置。
上海的酒精同业也呼吁政府予以救助。1948 年8 月24 日，上海市政府邀集有关机关讨论酒精掺和汽油问题，与会代表疾呼：“自汽油入口以后，酒精之用途锐减，不但国内酒精厂难于立足，即台湾酒精亦将大受影响，倘不设法挽救，则此十年苦心经营之伟大工业，将毁于一旦，而台湾糖业亦将因酒精工业之衰退，而一蹶不振也。”[60]该提案最终得以通过，起初仅限于不合行政院规定身份之车辆[61]，随着油荒的加剧，不久便要求所有汽车配用酒精。此时，台湾产的酒精由于售价较低，大量涌入上海。台产酒精的入沪倾销，使得本已处于半停产状态的四家上海酒精厂大为不满，四厂联名要求上海市工业会“函台糖公司加以制止，以维上海各酒精厂之生产”[62]。
综上可见，抗战胜利后，市场需求有限，酒精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大量酒精厂因此倒闭。得以保全的酒精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只能断续生产，艰难度日。此种情形与全面抗战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