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庆龄研究的价值
宋庆龄是20世纪东方最伟大的女性,她具有深刻的革命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伟大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值得认真和深入研究的伟大人物之一。[45]经过近40 年来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宋庆龄的研究新作不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绩。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局限于表层的叙述,缺乏深入分析,而且重复不少,错讹颇多,在工作中尚存在着诸多阙失和遗憾,致使整个研究工作向前推进步履维艰”。[46]
宋庆龄漫漫人生的88 年中,研究最为薄弱的阶段是在1915—1925年与孙中山婚后10年,尤其在夫妇两人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已有研究将宋庆龄与孙中山重叠放置研究,或满足于孙中山1918 年10 月17 日给康德黎夫人信中对于宋庆龄的评价:“我的妻子受过美国大学教育,她是我一位老伙伴、老朋友的女儿。目前我正过着新生活,享受我以前所没有的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以及一个伴侣,一个贤内助”[47];或将止步于宋庆龄对多年后追忆这段生活状态的自我定位:“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48]甚至有学者迟将宋庆龄结束“学徒”生活,独立工作和战斗的时间定在了1924年11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北上途中路经日本,在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的公开讲演。[49]显然一手史料文献的缺乏是这段时期宋庆龄历史作用未得到恰当评价的根本原因。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辑出版之1999年版《宋庆龄书信集》二册中,1915—1925年共计收录书信22封,全部为其中仅1924—1925年11封,占据一半。此次译介的索克思与宋庆龄17封来往信函,其中15封为宋庆龄亲笔书写给索克思,而有2封是索克思回函给宋庆龄。这并非因为两人交往之不平等,恰相反的是,索克思去信往往是直接写给孙中山,孙中山则并不复函,而由宋庆龄代为与索克思直接联系。[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