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变质：乾嘉考据史学的不同评价
清代学术到了乾嘉时期，文网渐密，学者受其钳制，埋首古籍的整理与校勘，形成占据主流的乾嘉朴学。而所谓朴学精神同样渗透进史学的内核，呈现出以考证名物、制度、地理见长的乾嘉史学。学界历来对乾嘉史学褒贬不一，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新派多誉之为科学，以为接引西方精神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的必由之路。钱穆等传统派则以为其拘于短饤琐屑，无益于社会。两者的不同态度，表面上是对史学性质的理解不同，一为求真，一为致用，实则暗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界定的深蕴。
总体上来说，新派对乾嘉史学的评价大体上经历了由主抑到主扬的过程。1902年，梁启超发表《近世之学术》，对本朝治学的怀疑精神与科学方法颇为推崇，但更批判“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支离破碎，汩殁性灵”，“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28]1920年春，他欧游归来，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乾嘉学者“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作‘科学的古典学派’”[29]，他不再认为乾嘉考据学无用，转而盛赞其为真学问，“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30]。此时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趋于温和，表现出援引西学理念彰显传统学术生命力的治学倾向。他总结乾嘉间学者力矫其弊的方向及工作有四，“校勘前史文句之讹舛”，“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省览”，进一步肯定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31]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罗列清代史学成绩，篇幅甚巨，而《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更是将传统考据学的理论、方法融入近代史学中去，目的正是为近代史学奠基，完成他对中国史学从破坏到建设的必由之路。
胡适同样称“中国旧有的学术中，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从乾嘉学者的治学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治史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32]。1922 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指出清儒考据学三点不足：（1）研究的范围太过狭窄；（2）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3）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所以清儒的治学方法是：“虽然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而言只不过是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33]胡适肯定了清代乾嘉汉学的成就和方法，但认为以现代眼光看来，仍需要在材料方面加以突破。胡适倡导科学地整理国故，正是通过总结应用清代朴学方法论，认同清代学者精神的方式进行的。这一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促使清代考据学的科学价值得到重新估量与发扬。
众所周知，傅斯年响应新文化运动创办了《新潮》。但他在宣传西学新知的同时，还开辟《故书新读》栏目，倡导在趋新的浪潮下，也应读故书，不过用意不在批评旧书本身，而是取旧书来“借题发挥”，“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束御”来发掘故书之新义。他在此栏目发表文章评论清代学者梁玉绳《史记志疑》：“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也，毋宁过而疑之。”平心而论，傅斯年知晓“《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但“独此过疑之精神，诚然不可没也”[34]。另一篇文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是他发表在此栏目的力作。文中写道：“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不过与西洋人用在窥探自然界不同，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所以虽然方法近似，但彼此研究内容不同，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傅斯年虽然赞扬清代考据学的严密，但强调自己“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甚么国粹主义，也并不是误认朴学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这几项事业就是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研究中国语言的起源、发明中国古代的社会学。[35]傅斯年强调要抛弃清代朴学的价值内核，而认同其方法论，整体上是沿用了胡适整理国故的思路。
出于学术兴趣，顾颉刚更多地从疑古的角度阐发清代的考据学。在清代学者中，他最倾心崔述，甚至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出版《崔东壁遗书》，而奠定他学术地位的“层累说”，正是在批判继承崔述《考信录》精神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顾颉刚指出：“以前人对于古史之问题，愚者则信而不疑，智者则存而不论，起而为大规模的反抗，则始于崔述。”他勾勒近代辨伪的脉络发展，崔述、梁玉绳——指出事件之妄，康有为——指出作伪之时代，崔适——指出作伪之方式。顾颉刚——立于超然之位置，加以系统之说明，补其所未备。[36]顾颉刚将自己的辨伪与崔述辨伪区分开来，他指出崔述只把“非桀”一方面驳了，却忘记了“誉尧”一方面，誉尧一方面不但没有驳，反而以为的真，所以他的辨伪是畸形的辨伪。[37]而自己倡导的古史辨运动，旨在打破圣人伦理的崇拜，只以求真为第一要务。“崔东壁信圣人，我们要去其圣人，而后东壁之真价值乃见。康有为信孔子，我们要去其孔子，而后康氏之真价值可见。盖求是与致用如不分开，必致两败俱伤。我们今日研究古代学术，求是而已，绝不当谈致用。”[38]
针对上述言论，一些传统派学者多致不满之辞。张尔田在与友人书中谈道：
考据之所贵，在能定古书之音训，及其名物度数之沿革，而诂其正义。探赜索隐，固非所长，而又必以名学公例审谛之，去其所谓便词巧说者，乃尽善耳。然而晚近学者，则多偏重于彼而略于此，见有可与远西相缘饰者，则相与诧之曰：科学方法。呜呼！为此言者，不特不知休宁、高邮之术，抑亦不知科学也乎？天下学术，争辩相寻，必综合然后是非乃见，惟其用以研究学术之方法，则必须有一标准焉。苟无标准，或标准而不能正确，综合时即无由比较。此则庄生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之不相为谋而已矣。[39]
张尔田认为，考据必须用名学公例审谛之，用一标准去取之。如无标准，则学术将陷入泛滥无所依归的局面。他不无担忧地说道：“今之所谓考据者，正可谓之骨董学，不得以冒吾国学。”[40]钱穆也发出类似的感叹，“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今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方法，亦惟用之训话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话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41]，如果舍弃义理上的整体关怀而仅为琐碎考据，“则漫无统类，考释不可胜穷”[42]。在他们看来，考据仅是治学手段，如果将其视作学问本身，无疑抛弃背后传承的文化命脉，变成供人观赏把玩的古董。
钱穆对这一问题还有更深入的考虑。他指出，如果专务琐碎的考据，“无当于身心世故，则极其归必趋于争名而嗜利”，长此以往，考据学风“亦且不可久”。[43]陈寅恪评价清代史学时就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并且对清代学术风气有如下阐释：
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44]
此番评论与钱穆对“以考据争名嗜利”现象的担忧何其相似。针对胡适提倡科学地整理国故，钱穆以为这一举动实则沿袭乾嘉考据治史，乾嘉为反宋，而今之考据，则以反中国，遂至于不读书，不修身。钱穆认为，“经学本来带宗教气味，中寓极浓重的人生理想”，但乾嘉时期的经学是变了质的史学，“他们只如史学家般为几部古书作校勘与注释的整理工作”。清儒研究经籍，不敢批评经籍本身，却批评经籍的版本形式与文字训诂，这些与人生道义与教训无关的方面，“换言之，是那些隔离人生较远的方面”[45]。钱穆批评清儒治史如同研经，只研究古代史，不研究现代史，只敢研究到明代为止，当身现实则存而不论，只为史书做校勘整理工作，却不注意史书里面所记载的真实而严重的人事问题。在乾嘉诸儒考订的经史著作里，清初大儒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被抛弃，文字训诂与具体而微的考订成为乐趣，凡此种种，都让钱穆对这种被阉割的史学感到失望。
钱穆在抨击乾嘉诸儒逃避人伦日用的同时，仍致力于抉发钱大昕在著述中偶然表露出的义理关怀。他注意到，钱大昕在回复段玉裁《尚书·洪范》篇“思曰睿，睿作圣”一句话时说道：“若曰思主于睿，则恐失之刻深。”学界对“思曰睿”还是“思曰容”争论已久。伏生以为作“容”，郑玄则主“睿”。段玉裁说，“思曰容”乃今文尚书，“思曰睿”乃古文尚书，此属古书版本异同，故而不取“容”之义。钱穆认为钱大昕不认同主睿说而主容说，透露出钱大昕对于人生问题的见解。[46]钱穆通过剖析钱大昕内心对义理的追求，侧面控诉了乾嘉考据学风对学者的精神压抑。
柳诒徵虽然对乾嘉学者“不顾行检但事博涉”颇致微辞，但对其考史成就仍予以肯定。他认为考史之学，不仅仅是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有益于史学者。其实“诸儒治经，实皆考史”，譬如《三礼》为古代的礼仪制度史，“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使今文学家研究《公羊》义例，也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至于“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乍看柳诒徵所言，似乎不太符合其一贯立场，其实不难理解。在柳诒徵、钱穆等人看来，乾嘉学者治经，不过疏通字句，考究制度，于经义大道未有大发明，其实质不过是史学，而且是变了质的史学，是专务“局部之考证，于唐以下之书率不屑读，尤鄙夷宋人，好事诋斥”的学术罢了。[47]乾嘉考据学在民国时期既被誉之为“科学”，又被贬损为“变质”，真实反映了新派与传统派学者思想激烈交锋的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