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之间：台事交涉与李鸿章的面相变化[1]

黄 飞

1870年起，李鸿章开始担任北洋大臣，随后参与诸多外交事务的处理，学界对其参与处理的外交事务及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然而，对其与总理衙门之间的互动缺乏充分考察。1870年代初期，初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面临自我定位以及处理自身与总理衙门之间关系的考验，对于其如何应对，学界未有足够关注。1874年4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漂民被杀一事，组建台湾生番探险队，^[2]拉开侵台序幕。学界关注到李鸿章在处理日本侵台一事所发挥的作用，却甚少注意他在参与台事处理过程中对自身与总理衙门关系的考量与处置。查阅史料时，笔者注意到台事议结后，李鸿章曾致函文祥：“柳原过津来谒，当即答拜，谈及前事，谓鄙人主战，赖执事肯与议和。”^[3]此信显示李鸿章被日本视为主战派，与学界视其为主和派的形象形成反差。^[4]李鸿章的真实面相为何？文祥为枢廷核心，主导总理衙门，李鸿章在信中突出自身与总理衙门在日本视域内的不同面相是否别有深意？初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如何认识与处理自身同总理衙门之间的关系？笔者希望能对以上问题予以解答。

研究台事交涉中李鸿章对自身与总理衙门之间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不应仅仅关注事发之时其态度，更应从更广阔的时间范畴内进行考察，从其思想均质状态出发，把握他的思维活动。1862年，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江苏巡抚任上的经历也帮助李鸿章思考应对外来威胁与挑战，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固的方法，其“备夷防变”思想应运而生。李鸿章的“备夷防变”思想是一种“大国防安全”设想，不仅为了防备夷人维护本土安全，也为了保护藩属，捍卫宗藩。李鸿章的设想不仅包括以河海为基础的本土安全维护，同时涉及一些海外部署。在此期间，李鸿章视野大开，形成了处理对外关系的系统构想。^[5]李鸿章不仅对怎么看待与应对对外关系进行了思考，他还对政府内部的外交处理机制与运作有所思考，他认为：“媚夷，失之过弱”，“抗夷，失之过刚”；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也”。李鸿章推崇刚柔并济的御夷方式，并产生构建总理衙门与重臣二元配合的外交处理机制的想法。他还认为，曾国藩可以担当“阴持其柄”的角色，“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慑，调剂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6]。依据李鸿章的设想，承担重臣角色的人在对外交涉中需要刚强持重，调剂刚柔，“为国家增重”，具有超然地位。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设想的在外交机制中“阴持其柄”的角色缺失。居于地方督抚之首并正式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的李鸿章，试图取得这一超然地位，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持重之臣。李鸿章的二元外交机制构想是其对清政府对外关系处理机制的设想，并依此构想处理自身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中日台事交涉的外交实践活动中，李鸿章的构想得以展现并被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