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设立交易所的前提条件

“一战”爆发给日本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带来了机遇，以岛德藏为代表的大阪资本家，选择在上海、天津、汉口三港口都市设立交易所，主要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其二，日本势力已有相当程度的渗透和融入。

从第一点来看，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中点之长江出海口，天津是华北水陆要冲，而汉口又恰处长江中游，为南北交通的重镇。开埠以来，这三港口都市凭借其各自有利条件，贸易工商次第发展，欧美列强在此设立各类洋行、工厂、码头，构筑起“殖民者与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特别是公共租界，以其面积之广、规模之完善，堪称租界在中国的“楷模”。天津和汉口，则分别设有英、美、法、日、德、俄、奥、比、意九国租界和英、法、俄、德、日五国租界，数量列居全国一、二位。1910年代，这里是中国最近代化的都市，全国规模最大的贸易口岸。相关资料显示，1911—1917年期间中国五大港贸易额，上海、汉口、天津始终占据全国三甲之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岛德藏等在华发起交易所，在意向书中，反复重申上述三地在海内外贸易的重要地位：上海乃“支那中部之集散地”，“支那贸易之中心地，集四方之需求”^[4]；“汉口位于举世无双、物产丰沛之长江中游，又乃京汉铁路之南方终点，粤汉铁路之北方起点，吞吐其邻接五大省之物资，是支那为数不多的大都市贸易港，长江沿岸之集散都市”^[5]；天津则为“支那北部之集散地”^[6]。因此，若在三港口都市“设立交易所，使其彼此交相呼应，于助力日中两国经济发展最合时宜”^[7]。

第二点，上海、天津、汉口是除东北、青岛以外，日侨人数最多、日本对华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地区。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缔结后，日本人开始进入上海，并于翌年设立领事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随着以纺织业为主的日本资本逐渐登陆上海，在沪日侨数量激增。“一战”开始后，日资进入上海态势更加凶猛。^[8]1917年上海交易所发起设立时，在沪日侨人数已达13397人，比战前的1913年增加了4300余人^[9]。虽然上海没有名义上的日租界，但在公共租界虹口地区，因有大量日侨聚居而被称为日本人街。天津、汉口则设有专管日租界，由当地日本总领事馆负责管辖。据两地总领事馆调查，1923年年末天津日侨为4941人^[10]，汉口（含汉阳、武昌）于交易所设立之1919年年末，亦有日侨3272人^[11]。

这一时期，除日侨人数增长之外，由日资控制的银行、贸易会社、纺织工厂、航运会社等数量也不断增加。如横滨正金银行落户三地；台湾银行、住友银行于上海、武汉，朝鲜银行于上海、天津，分别设立支行。在上海，还设有三井银行、三菱银行的支行。另有一些重要的贸易会社，如三井物产、三菱合资（商事）、大仓组、东洋棉、伊藤忠等，在三地各有支店。截至1920年，上海已有75家各类日资贸易会社，而汉口和天津，在1923年也分别达到56家和29家。从航运业来看，上海设有日本邮船、大阪商船、东洋汽船、日清汽船、大连汽船会社支店，天津亦设有大阪商船、东洋汽船、邮船会社支店。^[12]中日贸易除东北地区之外，大部分都经由上述三地进行，上海更是占半壁江山。贸易之重点，主要为棉花、棉纱、棉制品等中国特产品，以及日本工业制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