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征实的制度构建

田赋征实为战时的中国提供了粮源和税源，解决了抗战急需的“粮”和“钱”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战争潜力，被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期间，财政部长孔祥熙认为，“非整理田赋无以裕国计而济民生”。他还乐观地称，“抗战已濒胜利阶段”，田赋收归中央，可以使中央财政更加宽裕，以备“战后军旅复原、灾黎救济、旧事业之复兴、新事业之推进”。^[29]也就是说，孔祥熙认为，田赋征实在战时和战后对于国民政府的财政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最高统帅，在税源枯竭、食粮短缺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早就开始研究田赋问题。

1940年7月，蒋介石电示贺国光“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30]；1941 年2 月，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在黄山谈论田赋问题，居里也认为田赋应收归中央，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此言正合吾意，国家应以田赋为财政基础，甚悔往日划归地方之为误也。”^[31]居里是美国的经济专家，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因此他的肯定更加坚定了蒋介石推行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的决心。6月22日，在国民政府第三次财政会议上，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美方代表福克斯（A.Manual Fox）也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多有溢美之词，并以美国当时的赋税权逐渐集中联邦政府为例，说明中国当时改订财政收支系统、田赋划归中央的正确性”^[32]。27日，成都市郊又发生了抢夺米粮风潮^[33]，推行田赋征实、政府掌握粮源已经迫在眉睫。另外，有美国经济专家的肯定和支持，国民政府高层对于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充满了信心，并寄予厚望。

1941年5月，国民政府为方便田赋征实的推行，扩大其行事职权，裁撤全国粮食管理局而特设粮食部，并于7 月1 日正式成立，任徐堪为部长。自此，粮食部及其下属分支机构，成了田赋征实政策的主要推动和执行者。粮食部长徐堪对舆论讨论也颇多关注，虽然有人称田赋征实是“开始历史的倒车”^[34]，但他认为无论批评还是建议都应立足于抗战的实际。他表示：“在此抗战紧要关头，应本战争第一胜利第一之旨，一切设施应以适合当前最迫切需要，解救危机为主。”^[35]徐堪认为，田赋征实即可解决当下的粮食问题，并对此充满了信心。另外，财政部在征实开始之前就成立了“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地籍统计和章程拟定等工作，^[36]后来发展为田赋管理委员会，设置于财政部之下。在财政部和粮食部的筹划和推动下，征收机构更加完善，征实政策也更加符合战时的需要，对于抗战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征实工作自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