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
1923年1月—1923年12月是联俄具体政策的协调期。《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订（1923年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派出（1923年9月2日—1923年11月29日），表明联俄进入主动公开阶段。《加拉罕第三次对华宣言》（1923年9月4日）是中俄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前声。协调期是双方对具体军事计划与国民党改组以及联共问题进行细节讨论时期。其中，《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是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以来，外交上的极大胜利。该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确定。
此时孙中山的联俄逐渐转向以双边为中心的联俄，但他并未放弃右翼海军国多边外交。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布的第二天，“陈友仁向列强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38]。孙中山也积极促成日俄双边关系，为中俄日三边关系作准备。在1923 年1 月31 日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谈话中，孙中山呼吁日本国人利用越飞访日，改善日俄关系，“以日俄关系之重要，此实为日本人民表白真正意见之绝好机会”[39]。孙中山也未放弃左翼中俄德三边关系构建，他不断强化中俄双边外交，并争取德国加入。为此他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远赴莫斯科进行非正式外交交涉。他也派出邓家彦赴德，希望中德互相提携。
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讲述新的作战任务是：在陕西成立对付吴佩孚的兵团；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界地区建立一支孙中山的新军，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40]代表团还有更庞大的军事计划，即中俄德三国联盟计划，共同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取得世界革命成功。[41]但是联俄西北军事计划被拒绝，联德计划得不到有力回应，右翼海军国英美亦无意援助孙中山的革命。在1923年孙中山曾说：“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42]在犬养毅加入第二次山本内阁后，孙中山希望日本加强联中、加快联俄，推动中俄日三边关系建立。然而日本政府内部情形复杂，得不到积极回应。
陈炯明叛乱与孙中山左翼陆军国多边外交策略中联德、联日失败，加之右翼海军国英美的漠视，国内外局势双重变奏，促使孙中山的联俄从多边转向以双边为中心。尤其是“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是孙中山联俄外交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欧陆右翼海权国家虽然胜利，但国力已大不如前，且又着眼于战后分赃。对于中国南方政府孱弱势力，不甚注意。因此，孙中山不得不从多边转向以双边为中心。孙中山南方政府与苏俄的外交合作关系，仍是理念契合—制度冲突—权力合作型。在理念维度上，契合度的重要性降低；在制度维度上，是否契合的重要性降低；在权力维度上，合作的重要性上升。也就是说，当时孙中山之所以联俄，权力合作的面向重一些，理念契合、制度契合的面向轻一些。这些因素最终使孙中山在1923年从多边的联俄转向以双边为中心的联俄。应该注意的是：从形式的结果来看，孙中山的这一转变，还带有从右翼到左翼的样貌。因而孙中山的联俄也有了实质性进展，推动孙中山南方政府与苏俄非正式外交关系建立。
1924年1月—1925年3月是联俄的提携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加拉罕在致孙中山电文中表明，“苏俄对于中国人民为民族自由与独立之勇猛奋斗表示其友爱之同情，并致其同情与希望于我公”[43]。孙中山回复：“中俄两国人民将共同提携，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44]苏俄成为孙中山南方政府盟友，苏俄已是友邦，互相提携。
此时孙中山南方政府与苏俄外交合作关系，仍是理念契合—制度冲突—权力合作型。但是其中，理念契合度上升，制度冲突度下降，权力合作加强。在联俄联共政策受到国民党部分党员怀疑之时，孙中山不仅发表言论说明联俄的重要性，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趋同的努力，提升双方理念契合度，试图融合苏联—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裂隙。即便党内意见分歧，甚至国民党右派中也有党员看重苏俄与南方政府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1924年6月25日谢持、张继在与鲍罗廷的会谈中表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提携，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结果”[45]。他们并未因为联共问题，对中俄盟友关系心生动摇。在苏俄帮助下，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建立。在制度维度中，双方军事制度与政治组织制度契合度上升。在权力维度中，权力合作加强。双方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获得实质援助。
然而双方未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原因在于孙中山坚持革命尚未成功，尚未入主北京，成立中国正式政府，不能与苏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且孙中山认为没有必要达成形式外交，“我的政府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直在继续。这种关系从未中断过，因此也不会产生以专门的、形式上的承认来恢复这种关系的问题，因为我的政府实际上已毫无条件地承认了俄国”[46]。在英国、意大利等国相继承认苏俄后，虽然孙中山一度表现出错失正式承认苏俄外交先机的失落情绪，但还是坚定非正式外交关系。孙中山没有正式承认苏俄，后来也为加拉罕所理解，加拉罕认为，“等孙中山在北京掌握政权以后，签署政治协议才有意义”[47]。
中俄互相提携，苏俄加强舆论攻势，公开声援孙中山。而甚嚣尘上的“中俄德大联合”之说，所谓柏林与苏俄磋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订问题的“非军事反动”，柏林方面予以否定。孙中山向德国派去邓家彦和古斯塔夫·阿曼两名代表，主要接洽与德国的经济合作，也涉及一定限度的军事合作[48]，然而该计划失败。中俄德日左翼陆军国四边关系得不到德国积极响应，孙中山便加强中俄日三边关系，苏俄也极力主张建立中日俄三边关系，并希望法国加入，以反对英美联合。[49]
孙中山此时的联俄是以双边为中心的联俄，中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他仍未放弃“强国外交”。孙中山曾对刘成禺说：“吾则以外交政策联俄，以威胁英美日，英美日能与我改善外交，何必专在俄国？”[50]“强国外交”也体现在孙中山与美使舒尔曼的谈话与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中，“当舒尔曼来见时，中山先生即询以美国是否诚意愿为中国之至友，并谓如美国欲对中国表示真正之友谊，应先归还上海、汉口之租界以为诚意之保障”[51]。俄方据此认为孙中山，“完全忘记了他的反帝高论，要求美国前来干涉中国内政”[52]。孙中山希望日本做东方王道的干成，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53]俄方又批评孙中山与日本总是眉来眼去，又支持日德俄三国合作。[54]看似矛盾的孙中山外交路线，实源于孙中山的外交策略。
1917—1925年，孙中山秉持的外交策略是以俄德为中心、联合亚洲国家的左翼陆军弱国外交与以英美为中心、联合欧美国家的右翼海军强国外交相竞合。其中，孙中山争取亚洲区强国日本加入左翼陆军国外交圈。孙中山希望日本放弃追随欧美，回归亚洲，达成中俄日三国同盟。以亚洲民族团结，“排除欧美之压迫”[55]，从而实现中国统一与独立。
孙中山认为，“强国外交”优于“弱国外交”，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强国能更快助他完成中国统一与独立。第二，他想借用欧美日强权的经济力量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铁路建设），因而他花费很大精力去完成《实业计划》。所以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之一：经济性帝国主义，认识还不够透彻。第三，三民主义与欧美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贴近。“弱国外交”是建立在“强国外交”可能性不高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联盟，尤其是借助苏俄、德国，来对抗帝国主义强国。一旦强国完全放弃，甚至部分放弃帝国主义，则转而优先考虑强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一大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而孙中山又发表亲美、亲日的言论。这是孙中山强国外交路线优先实施的结果。不是孙中山不反帝，而是他仍然希望，海军强国可以因为中俄结盟，而放弃帝国主义的政策，转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与中国重新订立平等条约，达到左翼陆军国外交圈与右翼海军国外交圈统一，从而使南方政府得到各国承认，扩大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助他推翻北洋政府，完成统一中国。并在战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从而实现中国的快速富强，得到真正的独立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