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论
自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后，现代足球在中国大地上呈现逐步发展之势头。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达到近代时期的巅峰。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具有较高之水平，而巅峰的出现得益于几代足球人为夯实基础提高管理所作出的努力。1936 年出征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队在建队及出征欧洲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是对这一切的真实写照。
通常情况下，一国国家级足球队在长期国际比赛中的成绩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该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水平。在出征柏林前，中国队通过远东运动会9连冠以及其他与远东球队进行的各项赛事中取得的佳绩，逐步确立了远东足坛霸主的地位。然远东足球乃至整个亚洲足球都远远无法与欧洲足球相媲美。此次出征欧洲的中国队挑战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劲旅，虽然无法通过这仅有的10场比赛判断出当时中国足球在世界足坛中的位置，但以中国队的状态及在场上的表现可知，当时的中国足球不仅仅是远东一流，而且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部分欧洲足球强国相较量的实力。
构建一支强大的国家队需要一定的足球人才基础，尤其是一定数量的优秀足球运动员做支撑。至少到20 世纪30 年代前中期，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足球人才。而这一基础的构建是几代中国足球人通过不断努力创造培养人才的结果，即不断推广足球运动、扩大足球人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形成的较为专业的训练模式及较为完备的比赛体系，尽可能多地将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年轻人培育成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这既是国家队实力强大成绩优异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足球能够达到巅峰的根本原因。
从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主的体育管理组织在选拔队员组建中国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运动有较为专业的管理性组织，能够整合全国的相关资源对其进行较为专业的管理。这些组织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便已经成立，他们与其他类似的组织一道为当时足球运动的专业管理贡献着力量，这是巅峰时期能够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类管理性组织的出现与中国足球人夯实基础的努力也是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巅峰时期中国足坛有着一定的足球人口以及一定数量的人才基础，许多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人可以接受较为专业的训练并可以参加体系较为完备的比赛，但这一时期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依旧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首先，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当时中国各地区足球运动的发展也极不平衡，这一点从参加选拔的队员所效力的球会便可看出。另外，由这届国家队出征的艰辛历程可知，受动荡政局及落后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便处在巅峰时期的近代中国足球有时也得不到足够的财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时中国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如此，近代中国的足球人依旧不断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发展着这一运动。只可惜到了1937年后，他们热衷的事业受到了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冲击，受战争的影响，近代中国的足球运动再也无法恢复到巅峰时期的状况。让中国足球运动再现巅峰的重任也随之落到了新中国足球人的肩上。
（赵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虽然中国人首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1932年，但那届仅有刘长春1人。参见《郝更生谈刘长春代表赴美使命》，《申报》1932年7月6日，第10版。逐步确立远东足坛霸主地位的中国队首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36年。参见李惠堂：《世运足球的展望》，《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1936年，第7～8页。
[2]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于1924年8月，是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管理组织，曾多次举办全国运动会等多项赛事，参见张玉法等编《中华民国人民团体调查录》，台北“国史馆”编印，1999年版，第106页。该组织在成立后不久便取代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组织，参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第1期），1927年，第4页。
[3]大多数涉及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主要侧重于对入选这支国家队的球员名单、出征欧洲前的筹款比赛、与英国队的比赛过程等部分细节的阐述。虽然《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沈文斌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对这支球队的建队与出征欧洲等过程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但遗漏了包括柏林奥运会足球赛的赛制、开赛前中国队队员的身体状态等在内的一些关键信息，包括有关赴东南亚筹款等一些细节在表述上与史料呈现的内容不符。更为重要的是，前人成果几乎都没有通过有关这支中国队建队及出征欧洲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探究巅峰时期中国足球的发展特点及原因。
[4]陈伟：《现代足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研究及现状反思》，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5]这一联赛主要指由中华足球联合会在上海举办的中华足球联赛，有关参赛队等详细内容会在后文阐述。
[6]球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一个球会可以有若干支球队，但一支球队只能隶属于一个球会。在当时，许多被称作“会”的组织为民间自发形成的综合性体育俱乐部，足球队只是该俱乐部其中一种项目的运动队。参见笔者的《根基、代表与组织者——近代中国足球的“队”与“会”》，《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7]陈晴主编：《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发展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8]近代以来许多新开办的教会学校与新式学堂都会开设足球课程，比如1881年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其体操课教材以兵式体操为主，也包括田径、足球等项目。田国祥等编著：《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9]沈文斌主编：《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10]《各会通讯：南伟烈足球大获全胜（九江）》，《兴华》［J］，1920年第17卷第49期，第16～17页。
[11]勤奋书局编辑所编：《全国足球名将录》，上海：勤奋书局1936年版，第2页。
[12]李次民：《两次参加奥运会的国脚——李惠堂》，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3]钱益：《足球雄风》，载《学府纪闻：国立交通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22页。
[14]陈晴主编：《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发展史》，第27页。
[15]1924年，中华足球联合会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帮助下成立，它是一个足球运动管理组织，主要负责组织包括中华足球联赛在内的各类足球比赛。参见张玉法等编《中华民国人民团体调查录》，第106页。
[16]沈文斌主编：《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第64页。
[17]《香港特别银牌赛述评》，《足球世界（上海1935）》1935 年第2 期，第63～65页。
[18]勤奋书局编辑所编：《全国足球名将录》，第1～6页。
[19]从1913年起，历届远东运动会召开的时间分别为：1913年、1915年、1917年、1919年、1921年、1923年、1925年、1927年、1930年、1934年，每届都设有足球赛，中国足球队参加了每一届的比赛。除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外，中国足球队还参加了194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见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足球协会编：《中国足球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5～107页。
[20]1924年前，负责选派运动员的主要是1915 年成立的中华业余联合会。在该组织成立前，1913年参加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主要由基督教青年会负责选派。而且20年代之前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基本上都采取的是指派制。参见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61页。
[21]陈晴主编，《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发展史》，第68～69页。
[22]沈嗣良：《我们的希望》，《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1936年，第6页。
[23]《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我准备参加足球等六项》，《体育评论》1934 年第107期，第3页。
[24]孙锦顺：《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1985年版，第90页。
[25]当时参加奥运会足球赛的运动员并没有年龄限制。中国代表团虽自行提出年龄限制，但并没有明确参赛运动员的最高年龄。参见王正廷的《我国参加世界运动会之目的》，《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1936年，第6页。
[26]《参加世运足球预选候选员名单正式公布》，《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2月22日，第7版。
[27]《出席世运足球候选人公布》，《勤奋体育月报》1936年第3卷第6期，第77页。来自上海和华北两区的球员其所属球会信息参见勤奋书局编辑所编：《全国足球名将录》。
[28]孙锦顺：《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1985年版，第90页。
[29]《我国足球队的阵容和征程》，《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1936年，第9页；《我世足选手的体格》，《足球世界（上海1935）》1937年第3期，第18页；勤奋书局编辑所编：《全国足球名将录》。有关这份名单，虽然前人许多成果都会提及，但目前无一将球员的位置、所属球会等这些较为关键的信息全部列出，尤其前人一些成果将球队在奥运赛场上失利的一个原因归结为球员年龄偏大，但其在阐述相关论断时并没有详细列出每一名球员的年龄。
[30]《李惠堂评传》，《足球世界（上海1935）》1935年第1期，第4页。
[31]《世运足球代表队六比一击败葡萄牙》，《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4月26日，第8版；《世运足球代表队未出国门竟遭败绩》，《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4月27日，第8版；《世运足球队今午出国，昨以二比一败法商》，《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5月2日，第8版。
[32]从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起一直到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为止，中国队连续获得9次足球赛的冠军。
[33]尹怀容、宋守训等著：《风靡世界的职业足球》，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34]1930年世界杯冠军为乌拉圭队，1934年与1938年世界杯冠军皆为意大利队。参见饶广平主编的《世界足球大全》，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7页。
[35]李惠堂：《世运足球的展望》，《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1936年，第7～8页。
[36]孙锦顺：《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1985年版，第93～95页。
[37]［法］ 阿尔弗雷德·瓦尔、［法］ 皮埃尔·兰弗兰基著；于虹译：《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1930—1995》，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赛前两三个月，英国人就开始搜集有关中国队的信息。本场比赛开始前，英国国王特意给国脚发来电报，鼓励他们要维护国家荣誉。参见陈晴主编：《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发展史》《文学教育（上）》2018年第5期，第70页。
[38]《世运足球队转战南洋所向无敌》，《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6月27日，第8版；《我参加世运足球队又胜仰光锦标队》，《大公报》（天津版）1936 年6 月30 日，第8版；《我世运足球队与印度媾和》，《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7月6日，第8版。
[39]据孙锦顺回忆，在2个多月的比赛中，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为了节约经费，辗转时仅乘坐经济舱，住宿仅住最便宜的旅馆，吃饭仅吃最便宜的食物，而且搬运行李及收门票等也需队员们亲力亲为。在欧洲征战期间，许多球员是带伤上阵。参见孙锦顺：《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1985年版，第91、93页。
[40]《本届世界运动会足球赛办法》，《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1936年，第10页；《本届世运足球日程：采淘汰制，在柏林体育场举行》，《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1936年，第11页；《柏林世界运动会足球比赛消息》，《体育季刊》1936 年第2 卷第2 期，第162～163页。
[41]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门将包家平，后卫李天生、谭江柏，中场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前锋曹桂成、冯景祥、李惠堂、孙锦顺、叶北华。参见《世界足球大赛中英之战的详记和集评》，《足球世界（上海1935）》1937年第3期，第115页。
[42]孙锦顺：《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1985年版，第93页。在《中国足球的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一书中，作者误将孙锦顺的破门说成了曹桂成的破门。
[43]《世界足球大赛中英之战的详记和集评》，《足球世界（上海1935）》1937年第3期，第115页。
[44]孙锦顺：《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1985年版，第93～95页。
[45]叶北华：《第十一届奥运会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1985年版，第97页。
[46]《李惠堂评传》，《足球世界（上海1935）》1935年第1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