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宇权威的运作
峨河流域村庙众多，如峨口相公庙、付村龙王庙、下木角村洪济寺等。其中，相公庙是峨河八村的水利公庙，其他庙宇皆不具备村际公庙的性质。在出现水利纠纷时，这些村庙是公正象征的隐喻，为村民处理人际、村际矛盾提供了公正性的权威。
1.庙宇权威与水权争夺
道光十二年（1832），峨口村与付村发生水利纠纷，以峨口村相公庙为导火线：
峨峰之水普济八村，田之公建相公庙，立碑定规，八村轮流使水，州七县三均不许混抢，如有持强乱规者，罚献戏三期，猪羊二牲，供食全品，碑文昭昭□有年可。道光年七月十七日，付村已经日落，霸水不送，薛明成接水，恐有家□，即到相公庙鸣钟达知，以接应轮之水。不料峨口村有刘锦汉，指控相公庙是峨口一村之庙，外村接水不许鸣钟，据四小村杨秀生等依旧例具呈明情，相公庙是八村公共之庙，总渠有事鸣相公庙之钟，各村有事鸣各村庙钟。范州宗依□孰明断结，相公庙是属八村之公庙，非峨口一村之私。付村霸水不送，薛明成日落接水，而不得是□□，总渠有事为何不许鸣相公庙之钟？刘锦汉恪守断案，再不兹讼，薛明成亦具结息讼。兹恐代还年湮，无田稽考，爰勒诸石以垂不朽云。[23]
相公庙位于峨口村紫府奶奶庙内，为奉祀茹公而建。[24]相公庙在八村制定水利规定时修建，是八村的水利公庙，“定碑立规”就是在庙宇内进行。相公庙的水利权威远大于各村村庙，并表现在对庙钟的使用上，而正下社薛明成与峨口刘锦汉的纠纷点正是集中于庙钟：正下社水权被付村侵犯是该敲峨口相公庙之钟还是该敲正下社村的庙钟？衙门根据旧例判决，即村内之事只能鸣村庙之钟，村际之事可鸣相公庙之钟。薛明成在相公庙鸣钟是因为“付村霸水不送”，该行为是无可辩驳的。此次纠纷中，庙钟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权力表达仪式，其纠纷实质则是峨口村力图破坏水利规则，争夺相公庙的所有权。由于相公庙在水利分配中的权威，占据了相公庙，就能够为参与分水的村落争得话语权。相公庙位于峨口村的地缘优势，为该村争夺庙宇权威提供了有利依据，而最终的判定结果仍使得相公庙的公有性在“旧例”的重申中得到维护。从纠纷过程可见，相公庙的权威有着较大的村际影响力，但这一公正象征却沦为村民争夺的对象。官方面对庙宇权威的争夺，并无明确的判定标准，只能服从公庙旧例，这也体现出地方官府在村落水利纠纷时“率由旧章”[25]的调解状态。官府的调解态度在客观上加深了民间水权运作的复杂性，同时在行动上默许了借助庙宇权威以制定水利规则的合理性。
道光二十二年（1842），峨河流域再次有水案发生：
渠上建立石洞桥梁，则水口较狭，难以畅流。断令峨口村自行拆毁，仍照旧规。又考乾隆三十八年峨口于支渠上假建庙宇，起硂石洞，付村具呈，施宪天断令謄清渠路，永不准妨水与此石洞。[26]
该案由峨口村民自发在峨河渠道上修建石洞桥梁而起，此举会造成渠道流量减小，影响其他村落灌溉。对此，官方前后出现两种态度，即由反对峨口村民修桥变为“永不准妨水与此石洞”，其转变原因在于乾隆年间峨口村在支渠上“假建庙宇，起硂石洞”，峨口村以建庙为由，使官方不得不认可其改造渠道的行为。据考，峨口村民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确实有过修缮村内紫府奶奶庙的记录[27]，但是否修缮了紫府庙中的相公庙，仍无从考证。但确定的是，相公庙的权威为峨口村修桥提供了合法性。该案说明峨口村在峨河八村的水利社会中占据话语权，且得到了官府的认同，这无疑是相公庙所赋予的。相公庙的权威成为一种象征资源被峨口村民反复利用，从鸣钟到建庙，峨口村民通过运用礼仪标识时刻强调着神权赋予他们的水利话语权。对庙宇权威的争夺是两次村际水利纠纷的矛盾中心，体现了庙宇权威在水利社会中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八村水利规则的制定更需要庙宇权威的支持。
2.庙宇权威与水权分配
村民在水权分配及规则制定时同样借助了庙宇权威。乾隆年间，付村村民因村内分水不公而发起抗议，村社为此修订水利合同，碑文记载了详细内容：
本村士民郎廷龙、郎思智、尹士恩等因三牌地亩不公，水利不均，种种弊端甚多，有妨神社公务，难以辨理，于四十三年公立合同，奉吴太天标判议定新河渠酸茨铁匠、炉渠先使全河水一昼夜，大北渠、大南渠公分共使全河水二昼夜，自上而下依次浇灌，不分三牌，查明地亩，入社造簿，改立股分五年一公，以便辩理神社公务，以于修渠，锹张复议，革除诸弊，开列于后，因勒石以志，永为定例，以垂不朽云尔。计开：不许隐瞒地亩，隐瞒者永不准入社使水；不许栽菸时浇灌秋田，强者以霸水论，此条大社协同乡地临时定夺；不许官道官渠挑掘土坑以至聚水少浇地亩，强者以霸水论……霸水者猪羊牲献全，罚盗水者次之。[28]
与村际水利纠纷不同的是，付村的水利事宜皆被列为“神社公务”，渠道所灌溉的土地通过“入社造簿”而确立股份，对于“霸水者”“盗水者”的惩戒措施也由村社定夺，村社起到了领导作用。在清代华北村落中，社是一种区域性的祭祀组织，它以村落社庙为活动中心，以奉祀神灵为首要任务，兼具村落治理的职能。[29]付村村社奉村内具有灵验功能的龙王庙为社庙，由于龙王庙强大的求雨功能，村社有组织村民向龙王献戏以防水雹的习俗[30]，因而龙王庙也具有水利权威。村社在实施惩戒措施时，能够利用权威以保障规则的实施。“霸水者猪羊牲献全，罚盗水者次之”，这一系列与神灵相关的惩罚措施体现着庙宇权威所发挥的威慑作用，使分水规则神圣而不可侵犯。在付村的水利纠纷中，龙王庙的权威有利于矛盾的调解与规则的制定。
道光年间，下木角村根据村内长期的水利纠纷，在洪济寺中也制定了一系列用水规则。
盖闻水利之兴以裕民生，而规模之据莫可离也。虽先贤分匀有章，而今恪遵者鲜矣。是成规渐乱而弊端立萌焉。今恐习染酿祸，复议条章，铭石永垂，以革后弊也。夫峨峪之水发源于黑龙池……初春起水各村渠道皆流至四月初一日，论其章程次序，其首州峨口、县佛光分三日，其次州南留属、县沟子村分三日，又次州付村、县木角分三日，又次州下社、县高陵分三日。塞引全河之水两村分用。州七县三周而复始。其各村规例不一，至于本村应分三日之水，上街分一日半，四姓立十二股。下街分一日半，众姓立六股。其社入地成牌，逐段逐亩自上及下共地三顷七十四亩五分，上轮至下，挨次浇灌，周而复始。杨姓立六股，按其股厘瓜分浇灌，历有成规……[31]
碑文同时强调了八村用水规则与下木角村内的水权划分细则。八村根据“州七县三”的比例进行用水分配，“先贤”即为茹公，说明早在唐时，八村用水约定就在茹汝升的主持下形成，在茹公神的影响下，其规则也具有神圣性。各村村内渠道分水规则各有不同。在下木角村，水权划分过程成为一种神圣仪式，在洪济寺内得以实施。如规则制定时，需要在庙门前进行具体的水权分配，“每逢应浇之期，同渠长预早到东村庙门前先将南北渠水股厘数目算定，俟接水之时，南北渠分开，各走各渠”[32]，体现了渠长对神圣空间的巧妙利用。村民在洪济寺共同立规，寺庙因其神秘性、灵验性特征，被建构成公平象征的隐喻，以神权约束水权，从而强调分水规则的公平。此外，如有违反规则者，其惩罚措施也与寺庙联系密切，“如有恃强不遵或胡扶乱调、霸水混浇、阴行盗窃，犯其所禁者，许邻畔应水社者报知渠长，渠长至庙鸣钟，会首、乡约、牌社人等至庙议罚……如有至庙不遵罚者，许渠长、乡约、会首禀官究治，所费盘用钱文，从十二股摊拨。议定罚数开后：犯规从重者，罚戏三期，连十供品，猪一口、羊一只，献于龙神位前”[33]。渠长通过鸣钟的方式，将违规者通报全村，这也符合峨口相公庙的鸣钟规定。在惩戒过程中，会首、乡约等村落领袖通过运用庙钟、神灵祭品等，创造出一系列仪式，以示不法者向神灵忏悔，使寺庙权威显示出强大的威慑作用。村落领袖是村落自治的非正式领导者，虽然在处理村落事务中具有话语权，但其调节利益纠纷时却仍表现出对庙宇权威的依赖。在缺少官方权威的村落治理中，庙宇权威为分水规则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可靠保障。
综上所述，在峨河流域，村落通常借助庙宇权威来实现对村际水权的分配。村民通过鸣钟、建庙等信仰仪式来争夺庙宇权威，进而取得使水的合法性，庙宇为村民获得了分水的话语权。在制定规则时，官方“率由旧章”的调解方式促进了民间用水规则的成熟。村落领袖将庙宇的祭祀仪式融入规则的制定过程及惩戒措施中，借助村民对神祇的敬畏心理来增强规则的公正性和不可侵犯性。峨河流域的庙宇在权威建构中逐渐分层，以峨河相公庙为八村公庙，其权威性覆盖了整个流域，而各村村庙则是本村水利庙宇。八村的庙宇群形成了层级式的权威，在峨河流域的水利社会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