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僵持与李鸿章破局
7月底，柳原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展开交涉。在与总理衙门交涉期间，柳原提出觐见要求，总理衙门采纳李鸿章的意见，将解决台事作为同意觐见的条件，“俟台事定议，即为奏请觐见答之”[29]，然而，并未产生效果，双方相持不下。在交涉陷入僵持之时，日本将对中国动武的消息亦在沿海官员之间流传。
李鸿章也获得了这一情报，但他断定为谣言，是日本“为恫喝胁制起见”[30]。随着日军募兵援应台湾且将侵犯江浙的消息源源不断传来[31]，沿海一些地方官员大为紧张，江苏巡抚张树声甚至写信请刘盛藻率军支援。此前，江苏巡抚张树声和两江总督李宗羲还曾策应台海一带，调集徐州铭军援应台湾，沈葆桢还曾致函感谢两人。[32]此时，张、李两人已经开始不镇定，为了纾解张树声与李宗羲的紧张感，8月下旬，李鸿章特意致函安抚两人。在给张树声的信中他指出：日本若真有进攻江苏的意图，“岂肯明说”，“日本尚未大举，此等密计何至传播数千里以外”；“凡为此说，信此说，或将信将疑者，皆无病而呻吟，无风而自惊耳”。随后他还委婉批评了张树声：“不料吾弟兵事起家，亦随众为颠簸也。”[33]在给两江总督李宗羲的信函中他写道：“自来兵家好声西击东，日情诡秘尤甚，岂能预定所向，亦岂数千里外所得闻知。柳原过津到京后，议论总以番地非中国管辖，并未敢冒犯中国。谓调兵援台，尚近情理，若径犯各口，先须与西洋议定，乃可任意乱窜。”李鸿章认为，日本行事难测，若真打算与中国开展，消息不可能轻易被探知；且通过与柳原会面，李鸿章探知日本不敢冒犯中国；退一步讲，即使日本意图侵犯沿海各口岸也需要与西洋国家通气，定不敢随意出兵。此外，李鸿章认为，“台地甚宽，断不能遽与交锋开仗”，沈葆桢若不与日本决裂，“日人亦岂肯先行决裂耶”。鉴于沿海人心浮动——“南中谣惑纷纷”，李鸿章希望李宗羲与张树声保持镇定、稳定形势，“尚赖我公与振轩从容镇静，以定众志”[34]。
自台事起至今，清廷上下已经出现倦怠之态，气势渐渐消弭；特别是沿海一带流传若台局破裂，日本将攻打沿海，这让沿海地方官员大为紧张，沿海人心浮动。身为淮军将领、曾经征战四方的张树声竟也对传言大为紧张，给李鸿章极大触动，“江帅因仲复谣传日人有攻金陵之意，惶遽无措，谆请子务全军南下，镇扼江海饷源重地”。李鸿章意识到台事不现转机，中日则会一直处于这种对峙状态，不利于人心稳固。此时，上海道沈秉成的《销兵刍言》也对李鸿章产生影响，“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膏肓之疾，甚于眉睫之患，留此患或尚可愈疾，否则痼疾不瘳，必更加甚”。[35]
柳原进京后，中日交涉主要在柳原与总理衙门之间进行，作为钦差的沈葆桢不再承担实质性的交涉任务，由于距离京城较远，很多时候他是通过李鸿章的信函获悉中日交涉详情，在他给同僚信函中，曾多次提及，“李伯相抄示甚详”[36]。这说明，沈葆桢虽然是钦差大臣，但与李鸿章相比，他已经难以及时掌握交涉动态。然而，作为钦差大臣，他仍然密切关注柳原的动向。起初，他认为日本“为天所困遭疫甚酷”[37]，“其将领士卒思归甚切”，“其主贪心不戢，内变将兴”，[38]“暴师日久，非我之患而彼之患也”；只要总理衙门“能坚持相持，彼自情见势屈，若欲速了而迁就应之，恐愈迁就愈葛藤矣”。[39]他还致函李鸿章，只要总理衙门坚持不退让，日本只能接受中国处理办法，“总署能坚持成议，勿迁就之，其去来[40]我范围也决矣”。[41]然而，随着交涉陷入僵持，虽然总理衙门以“柳原入都即可了结”来宽慰台湾防线前线的沈葆桢诸人，但是沈葆桢从李鸿章处得知交涉并不顺利，且探得日军在台湾将会有新军事行动的消息。[42]他深感部署海防之时的压力[43]，产生消极情绪。这些都推动李鸿章考虑对日本让步。
日本侵台事发后，休假中的文祥被召回，“随时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办”。在柳原与总理衙门会谈前，文祥曾上奏：“自庚申岁随同恭亲王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不过笔舌辩论，究无实在把握。祇以财赋不充，兵力不足，不得不敷衍目前。”“现在日本借端启衅，欲肆侵吞，已有不能敷衍之势。且彼与中国最近，傥使其得志台湾，将来之患愈不堪问。”[44]文祥此奏折意在表明“海防紧要”，请朝廷“宽筹饷需”，而从其中不难看出军事薄弱给清廷外交带来的被动，以及文祥在日本侵台一事上的底线——保住台湾，不使日本“得志台湾”，这一点与恭亲王一致。
柳原进京后与总理衙门唇枪舌剑数次，双方僵持不下，总理衙门深感疲惫。为了探出日本的真实意向，恭亲王奕
对柳原表示：“我两国唇齿比邻，同文之邦，无论谁家胜负，不是两国之利，既明此道理，不必辩论。今日肺腑的话，是讲了解今日之事。我中国不肯令贵国下不了场，贵国亦不可令中国下不了场。”同时还以“阋墙御侮”“养病却酒”为喻，请柳原“由肺腑想出办法，两边怀恕，可以落台”[45]。8月20日，柳原致信总理衙门：“五载奉使，渥承贵王大臣优待，克寻盟好。上当斯任，幸蒙犹以同病相怜，却酒论药为喻。如获再剖一层热肠，即将贵国别有何等施设方法，措明后局，使本国此役不属徒劳，可令下得了场，以固睦谊，是本大臣肺腑之望。”[46]柳原暗示总理衙门，日本需要补偿。经过试探，恭亲王等人了解日本交涉目的在于获取补偿，未对台湾有要求，未越过底线，并非不可接受。然而，对于补偿一事，柳原和总理衙门皆不愿主动挑明。
获悉总理衙门与柳原的交涉情况，李鸿章已勘破中日之间僵局的症结所在：恭亲王、文祥等在与柳原交涉时已产生以补偿来结案的意向，然而中日双方都不愿主动提出、挑明：“恭邸、文相与柳原晤语，词令非不甚善，惟已陷溺西党，岂能唤醒迷途。至令伊想一了结办法，彼此吶然，如不出诸口，皆为兵费，取与两失国体，哑谜文字，终须叫破，但视其如何立言耳。”李鸿章意识到，总理衙门与柳原的交涉僵局终归要打破，只是需要看怎么“立言”。谋求担当持重重臣的角色，获得总理衙门恭亲王和文祥等人的认可是必要条件。
体察到朝廷上下尽显希望尽早解决台事的意向，“中外无不冀事之速了，一了则百了”[47]；尤其是勘破枢廷有意妥协的意向时，李鸿章意识到再坚持之前的强硬态度已不合时宜。李鸿章决意主动提出补偿方案，打破交涉僵局。8 月27 日，李鸿章将《论台事归宿》一函提交总理衙门，对现有的台事解决方案予以分析，主动提出给日本“抚恤”，承担了“破局”重任，且提出落实到“通商”，纾解总理衙门不知“如何立言”的困难。
在《论台事归宿》一函中，李鸿章主动提出给日本一定数额的“抚恤”的方案。他指出对琉球漂民被杀一案中国并非无可指责：“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故而，李鸿章认为，可以给予日本一定的钱财以安抚日本，并非日本所迫，而是中国对日本施恩的羁縻之策：“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未审是否可行。”对于这笔钱应该以何名目，他提出可以借助“通商”名义：“惟目前彼此均不得下台，能就通商一层议结，洵是上乘文字。”[48]
对于是否给予日本钱财补偿，李鸿章态度前后出现比较大的转变。7月初，在获悉日本提出补贴军费的要求时，李鸿章认为“贴费通商皆万不可开之端”[49]。此时，李鸿章不仅赞同落实到“通商”结案，还建议考虑给予日本一定的“抚恤”。李鸿章之所以有如此改变，一是他感受到朝廷上下急切希望了结台事的愿望，还察觉到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有通商和给予兵费结案的打算，但恐“为清议所不许”，他主动点破并提出了此方案。李鸿章提出给日本一定“抚恤”，也是察觉到日本索要钱财的动机，“恐非琅峤通商所能议结者”。鉴于此，李鸿章提出给与日本一些“抚恤”，这也是其提出的破解交涉僵局之法。[50]
由于与总理衙门交涉一直未有进展，柳原前光要求政府，“从国内派来带有全权的重臣，以图一举解决善后处置问题”[51]。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要员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负责与中国的交涉事宜。[52]9月初，大久保到达天津。
为了向日本表示不退让的态度，李鸿章在大久保通过美国领事对其进行试探时，“无丝毫松劲语气”[53]。为了对日本进行威慑，李鸿章主张设防以“虚张声势”。8月底，他致信两江总督李宗羲：“日本又遣内务卿大久保者由沪赴京，其人久历西洋，专为台事而来，或可遂有成说。无论其如何行径，自应先事设防，但不可稍露张皇之迹。”李鸿章还对津沽也作了相应部署，虽然“津沽兵力亦非甚足，有台而炮位甚缺”，“明知不足当大敌”，但是他“不敢不强为镇静，亦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所不能者，听之天数”[54]。李鸿章认为，虽然目前不便开战，“未便加遗一矢”，但需要“虚张声势”。[55]他深知“虚张声势”，难以“当大敌”，但能构成外交交涉的倚仗。
李鸿章对大久保的态度以及加强战备“虚张声势”的举措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让日本有所顾忌。大久保、品川忠道等人搜集到中国在沿海一带的舰艇、军队调度的情报[56]，还刺探到中国打算购入铁甲舰和在福州造船厂造船。[57]特别是“中国方面加速造舰一说”，让日本“感到紧张”，并根据情报判断“中国政府内部的强硬论相当盛行”，还视李鸿章视为强硬的主战派。[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