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协济供应效果

杨岳斌任陕甘总督时，湖北解甘军需效果不佳。同治四年（1865）八月，杨岳斌奏：“自五月至今，凡四月有余矣……湖北只报解布匹、洋药，而银数尚未提及。”^[76]同年七月，同治帝谕军机大臣：“前因伊犁需饷孔亟，谕令户部宽为筹拨……其余河南、四川、湖北三省分毫未解。”^[77]由于各省协济迟迟不到，甘肃粮缺饷匮。同治六年（1867）正月，杨岳斌奏：“湖北每月议定协济银三万五千两，自上年三月起至本年五月止，解甘实银，计不及十分之三。”^[78]

“领兵大臣如无筹饷能力，几乎无法立足”^[79]，左宗棠西征期间，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如何筹饷。其间清政府允许左宗棠自行筹措军费，“左公奉命督师西北之时，所带楚军之饷需，仍系由左公个人自行筹措，而清廷尚无统筹办法”^[80]。左宗棠一面与各省督抚协商军饷协济方式，一面奏请清政府批准其筹饷方案。^[81]为保证西北军需物资的供应，同治七年（1868）八月，袁保恒受命赴陕甘总督左宗棠部候委，同年九月被委管理西征粮务。同治九年（1870）六月，同治帝命军机大臣传谕：“袁保恒奏称，四川、湖北、山西、河南应解穆图善军饷自正月以后，仅据四川报解银二万两、山西报解银三万两，此外各省并无分毫报解。”^[82]为保证西征协饷，左宗棠多次奏请要求各省及时解交协饷，并采取按月解清制度。同治十年（1871），军机大臣字寄各协省：“西陲军务正当吃紧，而粮台艰窘万分，几至无从支应，若再不速筹接济，恐有哗溃之虞。着各该督抚监督懔遵前旨，迅将原拨续拨陕甘各月饷按月如数解清。其从前积欠并着该督抚等查明，陆续筹解清完，倘再任意迟延，致误戎机，必惟该督等是问。”^[83]

左宗棠知人善用，并努力在中央、各地督抚之间的斡旋，以确保西征军饷和各类军需物资的供应。这一时期，各省均面临着财政困难的局面，但在左宗棠的努力下，即使地方财政供应，一些省份仍在努力协济。这期间，湖北协饷供应效果显著。同治十二年（1873），李瀚章奏：“湖北奉拨陕甘督臣左宗棠甘军月饷，迭经拨解银二百二十六万两，又八次筹还积欠银二十八万两。”^[84]同治十三年（1874），李瀚章又奏：“湖北奉拨陕甘督臣左宗棠甘军月饷，迭经拨解银二百四十六万两，又八次筹还积欠银二十八万两，先后附奏在案。”^[85]同年六月，左宗棠奏，湖北自同治六年二月到同治十二年年底（1867—1873）共解到协饷银276万3328余两，收到同治七年十月起至同治十年七月（1868—1871），江汉关解银15万两，年关专饷银10万两，协陕军饷银29652余两。^[86]不仅如此，这期间湖北还多次协办各类军需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