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籍混乱与负担不均

册籍混乱是民国时期固有的地税问题，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的土地陈报，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在未办理土地陈报之县，征册不全，税额不确，有有地无粮者，有有粮无地者，有地多粮少者，有粮多地少者，种种情形极为杂乱”^[86]。而在办理土地陈报的县份，由于当地的保长绅士都是有权有势的大地主，在测量土地时“测量员吃了有钱人的酒，是说有钱人的话”^[87]，就会把地主的土地算在农民身上；至于累进征借，征收对象是“在县（市）境内所有田亩之赋额总额为征收之标准其土地跨连两乡（镇）以上者”^[88]，也就是大地主、大乡绅。而他们却仗势抗缴并以此为荣，或者通过提高佃租率来将田赋负担转嫁到佃户和农民身上。其中负担的公平程度可想而知。

而在省市层面，历年各地丰歉情况不同，灾欠和前线省份必须适当酌减。而国民政府制定各省征额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对于中央控制力弱而又重要的省份亦须“优待”。云南每年的征额远低于其他省份，并由“粮食部徐（堪）部长飞滇商洽”，蒋介石也致函龙云声称抗战“军需浩繁”，盛赞龙云“忠诚许国、深体时艰”，^[89]从中不难看出云南征实的政治意味更强。云南与国民政府若即若离，云南田赋征实也是国民政府维护央地关系的一种手段。每年田赋的额征数是按后方500万军公人员所需的口粮数目决定的，基本恒定。那么减征的食粮，就必须由后方省份和中央控制力强的省份来负担。因此，各省田赋征额亦难负担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