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基础与走向巅峰
出征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队实力较为强劲，而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队是巅峰时期中国足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强劲国家队的构建需要一定的足球人才基础，尤其是一定数量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作为支撑，而这支球队能够在建队时通过精细挑选的方式选拔队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国足坛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人才基础。构筑这一基础绝非一朝一夕，其为几代中国足球人在数十年间不断创造相关条件的结果，即不断推广足球运动、扩大足球人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形成的较为专业的训练模式以及不断完善的比赛体系，尽可能多的将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年轻人培养成较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抑或是让懂足球的人有用武之地，才使足球人才不断涌现。这是促使近代中国足球能够走向巅峰的根本原因。
足球人才基础的形成乃至足球运动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一定数量的足球人口基础上。所谓足球人口是指每周参加2次或2次以上足球运动的人，这里暂且视其为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自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中国后，国人通过组织足球比赛、在学校内开办相关课程、著书立说、登报宣传、言传身教等方式将其逐步推广开来，使参与这项运动的人逐步增多。[4]虽然至今未曾出现有关近代时期参与足球运动人数的统计材料，但基于参与足球运动的人主要是通过组队参加竞技足球比赛这一较为普遍现象，可以通过民间球队组建的情况对当时的足球人口进行大体上的感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圣约翰大学足球队为代表的校园球队以及以南华足球队为代表的校园以外的民间球队陆续得到组建。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仅经常参加在上海地区联赛的球队就至少有50余支，[5]当时有些大球会[6]就有上千人，比如著名的南华体育会当时便有会员五千余人，即便这其中有许多人经常参与其他运动项目，但其所属的足球运动员所占比重也是较大的。[7]而一些经常参加正规比赛的小球队，其所属球员应该至少会有十几人。不断扩大的足球人口为足球人才基础的形成乃至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一名足球运动员若想成才首先需要进行专业且刻苦的训练，训练可以有助于提高球员的技术水平与体能储备，有时也能有助于提高球员的战术水平与意识。在当时，专业训练的出现与完善源自不断的足球实践活动。许多球员是在学校中接受专业足球启蒙的。[8]对于成长中的球员来说，其专业训练需要在教练的指导下完成。最早有教练指导进行专业训练的球队要追溯到1896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足球队。该队的第一任教练是美国人沃克，他是一名业余足球教练；沃克辞职后，爱好足球的物理教师塞拉接任。[9]随着足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各类比赛的出现及规模不断扩大，继圣约翰大学足球队后，又有许多球队先后聘请了教练，比如1920 年前后位于江西九江的南伟烈大学聘用了“留美施卡角大学毕业学士”即“前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教员”朱美春担任该校足球队的教练。[10]虽然早期许多球队的教练并非专业出身，甚至有的也非体育教师，但他们的确掌握了一定的专业足球技能，而且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球员出身的教练逐步涌现，专业教练队伍逐步形成。由掌握足球技能或足球技能较高者帮助没有掌握足球技能或足球技能有待提升者进行训练，也是当时一些球员进行足球启蒙或提高足球技术的一个较为重要的途径，比如当时比较有实力的门将黄纪良，其诸多技能便是由优秀的门将包家平所传授的。[11]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许多球员在训练中都比较刻苦，而且一些球员还将训练融入生活中。比如有着亚洲球王之称的李惠堂，早年读私塾时，每逢夏天便拿未成熟的柚子当足球，他以家门前的晒谷场作为球场，用砖石标记或狗洞做球门，练习扫射。[12]这种刻苦的训练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伴随球员成长的整个过程，有时甚至伴随球员的整个运动生涯，比如一位南洋的校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南洋大学足球，是从南洋小学的小皮球踢出来的……他们朝夕苦练……各个熟能生巧，于是由小而大，踏进大学，人人便都是生龙活虎！”[13]历经长期专业且刻苦的训练，许多球员逐步掌握了较高的足球技能。
除专业训练外，球员还需经常参加具有一定水平的比赛，以此来达到提高战术水平和意识，并强化技术水平和体能的目的，而且经常参加足球比赛有助于其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在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的初期，各球队参与的几乎都是自发组织的对抗赛，其比赛场次及时间都不固定，比赛水平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随着参与足球运动的人和相关组织不断增多，在部分区域内，一些有组织且有一定规模的正规比赛尤其是一些联赛逐步出现。1914年，圣约翰、南洋、沪江、东吴、金陵、之江6所大学共组华东各大学校体育联合会，负责开展各类体育赛事，足球联赛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14]由于这些比赛每年都会举办，而且每个赛季参赛队都会参加一定场次的比赛，各场次时间间隔较为合理，比较有利于球员保持一定的竞技状态。由于参赛球队都比较重视，因而其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保证。随着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4 年，中华足球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次年，其开始参与中华足球联赛的举办工作。[15]虽然起初该项赛事规模较小，但几年后其参赛队的数量急剧增加。以第七届（1930—1931年举办）为例，参赛队为56 支，依据实力强弱被分入五个级别，每个级别分别决出冠军。虽然其参赛队以上海的球队为主，但也吸纳了一些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足球运动员，成了他们很好的锻炼平台。[16]因而至少到20 世纪30 年代前中期，该项赛事成了当时由国人举办的最重要的足球联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情的缘故，当时中国境内还有一些由外国人常年举办的比赛，有时也吸纳一些中国球队参加。比如在香港，英国人于1895年开始举办特别银牌赛，南华足球队于1915 年后开始参加这项赛事。[17]另外，至少到20 世纪30 年代前中期，近代中国足球比赛体系逐步形成，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参加自发性的对抗赛以及面向学生群体的各类有组织的比赛，逐步提高自己的足球技能；已经成年的球员可以通过参加各类面向成年人的比赛尤其是中华足球联赛，在强化相关技能的同时保持较好的状态；一些比较有实力的球员有时还会被抽调至区域代表队参加区域间足球赛事。通过不断的比赛，许多球员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随着足球人口的逐步增多以及训练和比赛的逐步完善，足球人才尤其是较为优秀的运动员数量也在逐步增多。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当时的中国足坛已经有了一定的人才储备。1936年勤奋书局编辑出版了《全国足球名将录》一书，其中列举的130个知名球员中大多数为20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崭露头角的，到20 世纪30 年代前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当年，也有一些是经验丰富的老将。而且，这些并非当时全部的优秀球员，还有像夏志乙等没有被列入其中。虽然相较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即便有上千名优秀球员也不算多，但这些球员足够应对国家队的选拔，而且各个位置上都有不止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比如门将有技术出众且可以兼任中锋的包家平，有当时“声誉最盛”的门将周贤言等；后卫有被誉为“铁闸”的李天生，有攻守兼备的谭江柏等；中场有绰号为“坦克车”的黄美顺，有被称为“炸弹”的梁荣照等；前锋有亚洲球王李惠堂，有“铁腿”孙锦顺等。[18]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出色的球员，国家队的实力才可以达到一个较为强劲的程度。也正是因为有了不断创造出来的培养人才的条件，以及不断积累起来的人才基础，近代中国足球才于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达到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