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南方省份对西北经略的协济——以湖北为例[1]

刘锦增

清代前期，甘肃、新疆所需军费主要由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北方省份协拨。咸丰年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前期原有的军饷协拨制度遭破坏。为此，清政府一面严令各省调饷，一面命新疆地方官员积极寻求财政的自立。^[2]同治初年，“甘省额征地丁课税，岁不过四十万两。”^[3]随着西北政局的巨变，筹饷愈发困难，“甘中兵饷，久已竭蹶。今本省糜烂既久，物力尽耗，商旅不行，人烟几绝，凡地丁、厘金、税课，生发全无，毫莫能助”^[4]，各省积欠甘肃协饷数额巨大，“数至二千数百万之多”^[5]。

为维护西北稳定，清政府先后命杨岳斌、左宗棠率军西征，这期间筹饷成为重中之重，“甘省自军兴以来，诸事掣肘，莫能殚述，而尤以饷项支绌为第一急务”^[6]。由于战乱，西北地区物资匮乏，清军所需军饷、军粮、武器装备等各项军需物资均需由其他各省调拨，“甘省粮饷之绌，中外咸知。在东南数省，初不患无粮，而但愁无饷。惟甘省则既虞饷之不继，而尤虑粮之无多”^[7]。为保证军费的供应，清政府调整军费供应体系，将南方省份、海关收入纳入协拨范畴。这一时期，湖北一跃成为清政府经略西北军需物资的中转站，也成为经略西北军需物资的重要来源地。

关于左宗棠西征时期的筹饷活动，马陵合、刘增合等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8]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关注南方省份特别是湖北对西北经略的协济问题。关注同光年间，南方省份特别是湖北对西北经略的协济问题，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左宗棠西征筹饷的认识，探讨晚清时期协饷供应体系的变迁，还有利于深化学界对晚清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