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西北协饷及军需物资的转输

同治年间，甘肃所需的协饷逐渐依赖东南各省份，所需的各类军火、器械也主要在浙江、福建、广东采购，然后由轮船运到湖北，由湖北转解。杨岳斌任陕甘总督后，为便于协饷及军需物资的转输，奏请在湖北设立后路粮台。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同治帝下令将陕甘后路粮台划归湖北军需总局管理：“著官文即将湖北设立之陕甘后路粮台附入湖北军需总局，仍令藩司何璟兼司其事，俾专责成。”^[9]同时，还在襄阳设立襄阳援甘分局负责转输。此后，西北协饷及军需物资运到湖北后，由汉口转解到襄、樊，陆运取道荆紫关入陕。如：杨岳斌部的军饷，由东南各省运解湖北，由湖北转运。据杨岳斌奏：“臣岳斌所部兵饷，向赖东南各省解至湖北，交署藩司唐际盛派员由荆紫关转解陕省，交署藩司林寿图转运前进。”^[10]“臣所部各营饷项军火，向赖东南各省协济，节经奏明由湖北后路粮台委员解至荆紫关分局，转运陕西，交藩司林寿图解甘备用各在案。”^[11]

然而，随着陕西局势的恶化和军饷的不足，陕西经常截留经汉中运往甘肃的协饷，“林寿图督办陕西后路粮台兼总甘肃庆泾分局事务，又值陕省回捻交讧，遂致鄂台转解之饷留陕愈多，而济甘愈少”^[12]，这使得甘肃军饷供应愈发不足。对于湖北后路转输粮饷弊端，穆图善也曾指出：“由湖北后路粮台汇解陕西粮台，转运秦州行台，解省分拨各营。道路修阻，节节转输，纵按月全数解甘，已不免多需时日，乃陕西粮台自本年正月以前，截留至四十余万两之多，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殊失顾全大局之道。”^[13]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杨岳斌决定改设粮台地点，“将陕西粮台改设汉中，派委湖南候补道陈丕业总司转运每月各省协饷，由鄂径解汉中”^[14]。

为适应西北用兵的需要，保证甘肃军需物资，同治六年（1867）正月，左宗棠奏请在湖北设立陕甘后路粮台：“应于湖北省城设立陕甘后路粮台。”^[15]同时，左宗棠还提议在襄阳设立水陆转运总局，在荆紫关设立陆运分局，陕西省城应设甘肃总粮台，在他到任之前，仍由杨岳斌负责粮台收储转运。

在陕甘后路设立的过程中，左宗棠、杨岳斌围绕着粮台事务的管理人员选派展开了争论。左宗棠主张任命王加敏管理。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十，左宗棠推荐湖南补用道王加敏、盐运使衔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王文韶总办陕甘后路粮台，收储臣军饷需，制备器械：“有二品顶带、按察使衔湖南补用道王加敏，廉朴勤干，历司浙江、闽浙总粮台，条理精密，诚信不欺；盐运使衔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王文韶，才长心细，器识闳伟，索为中外信服。以该两员总办陕甘后路粮台，收储臣军饷需，制备器械，随时接济，必期无误。”^[16]

然而，杨岳斌并不同意。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四日，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奏：“甘省各营饷需军火以鄂台转运为大宗，新任督臣左宗棠改派道员王加敏接办粮台事务，自系为呼应灵便无误急需起见，但恐王加敏不知甘事危急，事事禀命于左宗棠，或已到之饷银军火停留不解，且鄂台既由左宗棠派员接管，则各省协饷亦必派员分途催收，欲该委员等随时径解甘肃恐未必有其事，而甘军一百余营引领望饷，势成岌岌，此后饷绝来源谓不立见哗溃。”^[17]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任命王加敏管理粮台事务。事实也证明了左宗棠选人恰当，王加敏管理陕甘后路粮台后，“制办军装、器械，转运粮饷、军火，殚心筹画，妥臻妥善”^[18]。同治七年（1868），陕甘总督穆图善命署湖北藩司王文韶督同史敬铭酌议章程，催收各省协饷，效果显著。据同治八年（1869）穆图善奏：“统计自史敬铭催饷之日起，至撤台之日止，由鄂解过甘饷不下一百余万两，加以奉拨军装、军火等件，俱由湖北前后任藩司暨在台委员悉心筹办。”^[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