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时的法律问题
交易所发起创立之初，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法律问题。1914年2月北京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同时制定《物品交易所条令（草案）》。《证券交易所法》第2条规定，“证券交易所于商务繁盛之地，禀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前项之核准由农商部咨行财政部备案”。《物品交易所条令（草案）》第2、第6条则规定：“物品交易所视其货物种类及业务情形之必要，于商务繁盛之地呈经农商部核准设立”，“物品交易所由中华民国人民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40]。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日本外务省及其在外总领事馆所允许设立的各家日商交易所，都与现行中国法律不相容。由于近代中国承认治外法权，无法对外国人在各商业都市设立的“国中之国”租界按照中国政府现行法律进行管辖。岛系上海交易所设立于公共租界，天津交易所和汉口交易所则分别设于日租界和俄租界，此三地租界权力机构也各不相同。上海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天津日租界主导权在日本总领事馆手中，汉口俄租界则是一个例外。十月革命后，中国外交部湖北省特派交涉员从俄国领事手中取得租界的掌控权，那么汉口交易所的设立，就直接违反了中国法律。
1910年以降，上海公共租界已有英美商人通过港英政府注册设立的股份制证券交易所——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海交易所经工部局认可后设立于公共租界，作为日资在外国公共租界设立交易所之第一例，日本国内对此也是疑虑重重。1917年7月，外务省就上海交易所设立一案向司法省征求意见，司法次官铃木喜三郎答曰：该交易所“不适用及不准用于交易所法，上海支店定期交易行为依据交易所法，主务大臣予以认可不合法理，相关管理可由驻外领事在行政上相机行事”[41]。上海交易所获得认可后，1918年3月，众议院议员森田茂在第40届帝国议会上，就在外国公共租界设立交易所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质疑。政府方面在经过激烈讨论后表示，“我现行交易所法在支那并不适用，在上海，帝国总领事除了之前已下达的交易所经营必要命令条件外，可以现行交易所法及其附属命令行使监督管理职权为方针”[42]。
而就在上海交易所即将开业前的1918年11月1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国务院、外交部及农商部，指出“交易所为一国经济中枢，关系国脉民命者至巨。现日人在沪创办交易所，经营各种交易，夺我国权商利，莫为此甚。查交易所法，于外人入股，尚加限制，况于外人在我国内设立交易所，自行垄断，政府断不能坐视不理，应即日与日使严重抗议，限令取消，以保国权而保商利”[43]。然而，弱国之政府对此终无计可施。
与之相比，天津交易所因直接设立于由总领事馆管辖的日租界内，所以日方已无后顾之忧，中方也只能听之任之。不过，汉口交易所情况却大不相同。
1922年5月20日，汉口交易所甫开业，“湖北省实业厅致电北京农商部再度申告，汉口交易所未经中方允许擅自在旧俄租界开业，既然俄租界现已为中国所接管，则应按中国法律予以制止”[44]。湖北省特派交涉员陈介就此与濑川总领事展开交涉，同时外交部也与日本公使进行沟通。同年8月12日，陈介在接到外交部电训后致书濑川，表示“该日商之营业许可书，未得我接收俄国领事职权交涉员之许可及署名，故请依照规定手续进行许可之办理”。并要求在与“日本领事商议后，由日本领事劝告该日商停止营业”。但濑川回信却称，“该交易所正处于诸事繁多且最紧要之时，贵函要求我方劝告该交易所休业一事多有不便，望贵方和睦为要，以为致候”[45]，态度强硬。
8月16日，中国外交部致日本公使备忘录，再次声明：“俄国工部局审查许可原案与中国政府公布交易所法令不相符合，代行俄国领事职权的交涉员，当然有审查及撤销已许可原案之权利。何况以现湖北省之舆论来看，此事早已激起愤慨，我部亦认为日商此类经营与中俄两国法令相抵触。加之现地人民也一致反对，交易的开展会非常艰难。”据此，中方要求“贵公使向驻汉口日本领事发令，责令该商尽早停业以遵从法令”。23日，日本公使也给中国外交部提交一份备忘录：“要之，贵方之主张无视法规与事实，使友邦臣民蒙受不法损害，本使对此颇为遗憾。就此，期望贵国政府以两国和睦为要，迅速撤回取消命令，使商界免受波及。”[46]显然，双方已无继续对话的空间了。
9月20日，陈介再度致书濑川，称“汉口交易所一案，我特派员受中央政府训令，亦考量地方官民反对状况，以公文或口头形式几次三番向贵方转达我方之诉求”，“各界不希望此种交易所存在于此，一切问题都免谈。烦请贵总领事念及现地之情绪，尽早下达停业命令，以免最终走向极端，使局面难以收拾”。[47]反复交涉也使濑川变得烦躁，其在28日给内田外相书函中报告道，虽中国的地方官吏屡次前来交涉停业事宜，但“本官认为该交易所基于日本法律开业，在支那通商口岸经营此种事业违反何等条约之有，且是在俄租界办理相当手续而开业，没有接受支那官吏检查和约束的理由……”[48]
汉口交易所最后因北京政府的妥协而继续存在，但遭到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激烈抵制，使其成为岛系三交易所中成立最晚，也是最短命的一家，1927年1月，便迎来最终落幕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