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事处理基调的奠定与辩阻柳原

1874年4月18日，总理衙门从英国公使威妥玛处获悉了日本准备侵台的消息，随后立即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李宗羲，请两人查证此消息。^[7]李鸿章查证了日本将要侵台的消息，致函总理衙门，并提出“设日本兵擅自登岸，一面理谕情遣，一面整队以待，庶隐然劲敌无隙可乘”^[8]。李鸿章主张的“谕以情理”“示以兵威”的处置策略被总理衙门接受，成为清政府解决台事的基本方略，并指示钦差大臣沈葆桢遵照此策略办理。^[9]李鸿章提出的解决台事的策略，既是对清政府一贯政策的沿袭，也是其自身对如何处理对外关系进行思考的结果。自鸦片战争后，对于处理对外关系，清廷一贯主张克制内敛，不擅启衅端，对此次日本侵台，李鸿章认为，“但可以笔舌相争，未便加遗一矢，致开边衅”^[10]，但同时他也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处理与洋人的关系，需要靠实力说话，口舌之争解决不了问题，“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认为正确的处理方法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11]以上亦是对“谕以情理”和“示以兵威”之间关系的阐释，即以“示以兵威”为“谕以情理”提供保障。“谕以情理”为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示以兵威”为加强战备，通过军事威慑，为外交交涉提供保障。李鸿章提出的台事解决策略，亦得到总理衙门的赞赏和接受，奠定了台事处理的基调。

日本为侵台进行了周密部署，一面派兵入侵台湾，一面派遣公使来华，承办交接之事。^[12]5 月28 日，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到达上海，并与帮办台湾事务福建布政使潘霨进行交涉，最终两人达成退兵协议^[13]。然而，日本未遵约退兵，柳原反以潘霨不足信为借口，坚持北上，准备与总理衙门直接交涉。^[14]总理衙门不愿柳原进京，致函李鸿章，请其在天津“诘责辩阻”^[15]。

对于日本的举动，李鸿章进行了密切关注。在获得日本登陆台湾的消息前，李鸿章认为，日本若真“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则“非口舌之力所能禁”，而且一旦交战，形势并不乐观：“闽中洋枪队太少，不足以敌彼陆军根驳，兵船不足以敌彼铁甲船”；“华人驾驶轮船，素未见仗，亦虑战阵尚无把握”，“设防恐不足恃”。^[16]获悉日本已进犯台湾后，李鸿章认为除了“谕以情理”“示以兵威”，别无他法^[17]，这两点分别代表其在外交与军事上的建议。其中在军事上的“示以兵威”指的是对日本进行军事威慑。对于外交与军事的关系，李鸿章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处理与洋人的关系，需要靠实力说话，“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认为军事是根本，“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18]。

对总理衙门的要求，李鸿章欣然接受，他亦希望与柳原会面，原因如下：其一，之前日本提出与中国立约通商要求时，他曾以日本“安心向化”回应反对者对日本立约动机的质疑，^[19]并力主与日本立约；日本背约侵台，令他面上无光，他希望亲手解决此事，“这样也算有了脸子”^[20]。其二，对此次台事危机，李鸿章认为，“但可以笔舌相争，未便加遗一矢，致开边衅”^[21]，主张外交解决危机。在保和局的基础上，如何更有效地进行交涉，成为其思考的问题。李鸿章谋求担当外交交涉中的持重之臣，而台事危机为其建立这一形象提供机会。

7月24日，李鸿章与柳原进行会面。双方会谈主要涉及：台湾生番是否是中国领土；潘柳会谈协商日本兴兵欲办三事已经办完，为何不撤兵；日本与中国立约和好，日本为何不告而擅自出兵；进京觐见递交国书等。^[22]虽然对日本背约感到愤怒，但是为了把柳原留在天津以亲手解决台事，李鸿章对柳原的态度总体比较温和，仅从接待方式上“不必如前年格外优待”，以及将解决台湾生番问题作为同意柳原觐见的条件——台事“不先办明白”，“别件交际事宜皆不能办”，^[23]这两方面让柳原感到压力。通过与李鸿章的会面，柳原未感到李鸿章对日态度强硬，他察觉李鸿章话中“含有相当意味”，非有解决台事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个人的私心——暗示自己不要让他这个中日和好的“首倡”者为难，想将自己留在天津以亲手解决台问题。^[24]

李鸿章未能阻止柳原进京，会谈后即将相关情况禀报总理衙门。在对总理衙门的汇报中，他突出自己对柳原的威慑，“嬉笑怒骂”“厉声诘责”，刻意维持持重重臣的形象。不仅如此，通过与日本使臣的接触，李鸿章探知柳原北上的真实意图在求得经济补偿——“未便空手撤回”之后，^[25]他主张不应对日本让步。此时，李鸿章并未形成解决台事的具体方案，但在总理衙门未表露出处理意向时，他为树立持重重臣的形象，希望总理衙门坚持定见，^[26]“相机操纵”^[27]。同时，他还安抚总理衙门：“任他千变万化亦不能跳出圈子。即因所议不合而去，诎不在我，只有听之。沿海兵力、饷力虽无必胜把握，日本未必遂能得志。”^[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