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中山研究的价值

孙中山是理解近代中国的核心人物之一，相关研究毫不夸张地说自其生前即已开始，累积至今，著述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浩瀚无涯的文字中，或许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斗几乎都发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学界对上海这个通商大埠之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处于乏人问津的地位。^[51]

索克思个人档案中这批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来往信函，与孙中山1918年年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如何走向、中国实业如何发展的“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也”^[52]的规划文本——《实业计划》的成书过程密切相关。《实业计划》出版之后，与《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并列，构成《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生命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备受其本人珍视，以至于“国事遗嘱”中第一个被提及，排在《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前。^[53]孙中山逝世后，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国方略》位列榜首之上述孙中山一系列著述作为“总理遗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实业计划》并非用一种语言写作，结集出版之前，中英文交织、发表过程十分复杂，刊印于不同国家，有多种版本。迄至今日，40年之前人论述皆偏重于分析其言说之内容，对其成书过程几乎无人涉及。上述这批书信中蕴藏《实业计划》成书过程中诸多未解谜题之线索。

举例说明之。胡汉民曾追忆：“总理草作实业计划是用英文来写的……总理是一个顶忙的人，党事国事集于一人之身，当然忙个不了，空着的时候又马上要手不释卷的读书……总理在草作实业计划的时候，大概孙夫人的帮助是很大的。”^[54]至于宋庆龄在《实业计划》撰写过程中如何帮助，胡汉民等一众亲历者则是语焉不详。由上述来往信函可知，宋庆龄不仅仅只是提供阅读资料、打印文稿的秘书工作，而是在撰写书稿、修订成书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由《孙中山致田中义一函的英文原件修订稿》可知，孙中山最终发表的文稿并不一定采用索克思的修订意见，文本修订往复的整个过程与个中原因，都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