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史学的择受
清初明遗民多以王学空谈误国，于是力矫游谈无根、束书不观的王学流弊，提倡经世致用，史学也渐趋沉稳求实。但在书写清初史学时，民国学者出于不同学术背景和目的表现各有侧重。这里以最具代表性的梁启超与钱穆所作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初史学部分为例。
梁启超认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清初的史学精神在于“实用主义”。他将清初史学化约为文献学，以史料的多寡、鉴别史料的精疏为标准来论衡清初史学。因此，他极力贬斥宋明以来好议论的史学风气，“内中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熹《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6]中国传统史学一向以载道为务，尤其在宋明时期，宣扬春秋大义善恶褒贬成为史学的核心要义，史学的真实性原则退居其次。这在梁启超看来是无法认同的，他以重实证践履的清初史学传达新时代的史学观念：
潘次耕、万季野他们所做的工作便与前不同……他们的工作，什有七八费在史料之搜集和鉴别。他们所特别致力者虽在明史，但这种研究精神，影响于前清一代史学界不少。将来健实的新史学，恐怕也要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发生哩。[7]
以上所言，恐是夫子自道。梁启超眼中的清初史学，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精神区别于宋明理学下的义理史学。他所看重的只是清初学者搜集鉴别史料等健实的学问，这与钱穆有很大不同。钱穆对清初史学倾注了更多感情。在整个清代史学中，他最推崇清初史学，称其为“经世之学”。“经世之学”是钱穆理想的史学标准，它不仅“切合当世之人事”，而且“能为复杂变化值人事籀出几条公例”，即为现实社会提供鉴往知来的历史经验。他这样评价清初学问：
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文广览，而无其琐碎。宋明诸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惟清初诸儒而已。[8]
相较于宋明理学空疏，乾嘉朴学琐碎，清初学问既重博学实践又怀经世之心，因此钱穆认为：“清初史学是一种‘变相的理学’，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理学’，他们要用史学来救世教人。”[9]由此也可看出两人对清初史学取向的不同。梁启超是新史学旗手，其宗旨是史学科学化，因此他所取的不过态度谨严、广泛搜集史料并细致考辨真伪等与西方科学治史相近的因素，这一点，清初史学有，乾嘉考据却更为突出。梁氏以这一标准看去，自然认定清初史学不过开清代客观史学之先而已。钱穆一生尊奉宋明理学以为安身立命之本，史学所承担的文化使命才是其孜孜以求的。当然，钱穆也对空谈义理的宋明史学不满，因此结合宋明理学与乾嘉朴学之长的清初学术方为其理想的“经世之学”。
两人对清代史学的总体评价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清初史家的解读上。梁启超谈到用科学精神治史，首推清初的吴炎、潘次耕。潘次耕《国史考异》的著述体例及用力方法，大部分功夫用于鉴别史料。接着，梁启超着重褒扬了顾炎武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以为顾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10]，并总结顾炎武的研究方法为“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力戒雷同剿说，虚心改订不护前失”，治学有贵创、博证和致用三大特点，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其中尤以《日知录》一书不因袭依傍前人，内分卷论述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等内容，“每门类所说的话，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11]。梁启超所言明显受到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影响，他站在历史学科的立场去审视清代史学，而钱穆却立足传统四部之学，从整体学术角度来谈史学，这也是两人评骘史学的区别所在。
梁启超虽然也敬佩顾炎武耿介忠义的人格，但在论学时将顾炎武的做人与学问分开，这与钱穆有很大不同。钱穆认为顾炎武的人格与学问是合二为一的，他指出顾炎武论学的宗旨，一曰“行己有耻”，一曰“博学于文”，世人多推其多闻博学，而忘其行己有耻。但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譬如《日知录》，后人仅目之为考据之书，而“于其着精神处多所遗失矣”[12]。因此，钱穆在诠释顾炎武时，十分强调他论史尤重风俗，重节义而轻文章的特点。他分析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中于东汉特斥蔡邕，于明末极诋李贽与钟惺，意在主严别流品，引奖厚重，倡耿介，贬乡愿，而归极于尚廉耻，立名教，振清议，故晋之归罪于林下，而明之亡溯源于阳明。[13]钱穆一针见血地指出：“后世学习顾炎武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14]此言似乎针对胡适等人而发。胡适在文章中申明顾炎武的宗旨只有两条，一是实学，一是实行，并且只讲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讲顾炎武最研究国家典制，郡国利病，历史形势，山川险要，民生状况，“他希望拿这些实学来代替那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15]。此番解释正中钱穆所讥。
对于清初大儒黄宗羲，梁启超誉其为“清代史学开山之祖”。他认为黄宗羲对《明史》的修撰贡献很大，“《历志》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梁启超列数黄宗羲关于史学的著述，指出如《赐姓本末》《海外痛哭记》《思旧录》等，都是南明极重要的史料。梁启超尤其推重黄宗羲创立的学案体，他说：“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在这里，梁启超列出了著学术史的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得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不可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16]
梁启超分析《明儒学案》比较符合四个条件，因此此书“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17]
但对钱穆而言，黄宗羲的史学则熔铸了人生哲理。[18]钱穆指出：“梨洲为学，门路虽广，而精神所在注，则凝聚归一。盖欲以博杂多方之学，融成精洁纯粹之知。以广泛之智识，造成完整之人格。”[19]也即是说，黄宗羲治学的方法在于博闻求知，而其根基在于造成完整之人格。这与顾炎武所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有共通之处。钱穆认为黄宗羲于史学，创辟最深之处在于他的经学为体史学为用之论。黄宗羲说：“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20]钱穆指出黄宗羲先言多读书与反求于心，继而又将读书分为经史二途，是以为有体有用之学，必兼读书与反求于心，穷经与读史，方可言学问。钱穆归纳黄宗羲治史，特点有二：其一，注意近代当身之史，与后世穷究古史者不同。万斯同撰修《明史》，实受教于梨洲。其二，注意文献人物之史，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考订。因此黄宗羲的文集多载明遗民，不仅意在补史之阙文，更寄托了故国哀思。
在评价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及其后学全祖望时，梁启超同样以近代标准予以衡量。梁氏认为，万斯同《明史稿》保存了时代相近的史料，《历代史表》表现他的组织能力，《群书辨疑》可以看出他的考证精神，并赞扬他没有门户之见。对于全祖望，梁启超肯定他的《鲒埼亭集》“最不爱发空论，像苏明允、张天如一派的史论文章，全集可说没有一篇”，认为全祖望“对于宋明两朝野史一类书，所见最多，最能用公平敏锐的眼光，评定他们的价值。订正历代史迹之传讹及前人评论史迹失当者甚多。”[21]而全祖望延续黄宗羲《明儒学案》所撰之《宋元学案》，梁启超称其“更进化了”，以其“不定一尊”，“不轻下主观的批评”，“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等特点。[22]此外，梁启超还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符合现代科学精神，应该“运用到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之各部分”。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将诸多事实联属起来比较研究，治史的最好方法不过如此。[23]梁启超始终强调治史应客观，最好不要掺杂主观意见，在学术史的书写中应该着眼于思想渊源的流变，彰显出他对新史学穷源竟尾和客观精神的推崇。梁启超看似在阐释清初史学，其实意在为近代新史学作注脚。因此他在解读清初史家时，花了很大篇幅借用西方学术规则和精神去注解清代史家的治史方法，尽管有偏离与断章取义之嫌，却促使近代史学真正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生长。
有一事例鲜明体现了梁、钱学术标准的分野。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著有《尚书古文疏证》，辨明古文尚书为伪作。梁启超认为，其书破除六经神圣地位，此后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24]。而钱穆却不以为然，他将顾炎武与阎若璩比较，以为就考据言，顾、阎实远非等伦。顾书着眼学术风俗、民生国计，有体有用：阎则治史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不过一读书人耳，气魄迥异。[25]可见，梁启超关注的是史家治学方法与影响，而钱穆更关注其治学目的与思想，这也是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分水岭。
在当时，梁启超式的解读明显占据主流。如杨东荪在《中国学术史讲话》中介绍清代学术时便以朴学的启蒙、成熟与衰落为主线。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就顾炎武、阎若璩、马骕、黄宗羲、万斯同等人注解清初史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26]都与梁启超的解读相差无几。但也不乏钱穆的知音，如柳诒徵，他在《中国文化史》中同样推崇清初史学，认为清初大儒兼讲为人与读书，读书以立身行己为根基，不似乾嘉学者只讲读书之法，两者截然不同，故而不可将清初学术视为开乾嘉汉学之先。他分析顾炎武“言博学于文，必兼行己有耻言之，非谓反对空谈即不讲品节也”，进而归纳清初大儒共有之精神，“抑亦承宋、明诸儒之教，有见于人之本原，不随流俗为转移者，而不图其以反对空谈，使后之学者但骛于语言文字之末也”[27]。所论与钱穆如出一辙，体现了传统经世学术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