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泻地：调查网的通讯员

为达到在大中学校进行文化统制的目的，学生生活社通过庞大的社员网络，开始在各校建立学生通讯员制度。1936 年，中统南京实验区干部组组员蔡侠兰担任南京学生生活总社干事兼《学生生活》半月刊主编。在实验区区长钱永健的指导下，他颁布《学生生活社学校通讯员通讯细则》，在全国各校着手建立通讯员制度。

通讯员制度对外宣称，其目的是为了“详细了解与敏捷沟通各地学校施教状况及学生生活起见”。细则规定：“凡在各地学校执教，任事，或肄业及熟悉该校详况者，不拘性别，年龄，资格均可担任，惟先试稿二次，经本社审查合格，即行正式聘任。”^[44]通讯员负责采访搜集包括当地文化界、教育界、学校设施、教育情形、学生团体生活情形、学生一般生活情形、学生对于学校当局及教师之意见、校内各派别及组织人数、影响地位和活动情形等。其所搜集的材料内容巨细靡遗，无所不包。对于通讯员的个人状况及活动情形，生活社保证“绝对保守秘密，并设法帮助其学业和事业之进展”。其报酬则以来稿“优劣为标准，一律致酬现金，每篇约自一元至十元”。^[45]

学生生活社的组织方式既采用了显隐结合的方式，其通讯员制度采取的策略也如出一辙。作为全国性的公开外围组织，生活社的组织“采用公开方式，惟情报工作之进行则应采取秘密方式”^[46]。特工总部内部颁发的另一份《学生生活社通讯员通讯细则》规定，“通讯员名义在校内校外务须尽量保守秘密，以免引起他人之怀疑及其对该员忠实之态度，有所忌恨。通讯员遇有必要事件须立即口头报告总社，以免失去时间性，地点另定之。”通讯员在规定的范围内“须经常搜集各种情报”^[47]。这些规定明确要求通讯员必须随时随地从事秘密调查的工作，并及时搜集情报上报总社。按照业务的分工，学生生活社负责人蔡侠兰“一面与中统南京实验区区长钱永健取得联系，直接收集南京的汇文、钟英、钟文女中、合肥的安徽中学等等学校的学运情报，一面又指令‘学生生活社’干事李若木、姜佩生及各学校中中统通讯员到各学校去收集学生抗敌救国情报，并发展了非中统特务通讯员10来名”^[48]，在各校布置了严密的党网。

通讯员制度在实际运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各地被中统大力推广。后来，该制度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重庆实验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其通讯员“可分为学生通讯员、特约通讯员两类。前者是在校的大专学生，由局本部第二组第四科^[49]主管，每年都以局本部名义举办为期四周的‘暑期讲习会’，参加训练的几乎全为此类学生通讯员。后者则分布于社会各阶层，是中统一种普遍广泛的基层组织。此二类通讯员在地方上一般均由省室第三科领导，其数量也非常庞大，全国有近10万人”^[50]。通讯员制度的发展好比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中统局本部专员刘介鲁曾回忆说：“中统历来重视学运工作，战前特工总部在南京，运用在校学生中的特务关系组成‘学生生活社’。南京设总社，各省、市设分社，作为从事反动学运的外围组织。重庆试验区在发展特务组织中也着重在大专院校中吸收学生参加，当时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院校中发展了不少的学生，并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办了一个暑期讲习班，专门选调各院校中的特务学生十余人参加受训……训练一月，时间虽短，对于灌输特务工作之理论及技术，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训练被中统局认为是“从大学生中吸收新鲜血液提高特务工作人员质量的好办法，决定采用推广。”因此，中统局每年举办一次暑期讲习班，受训以后的部分党网分子在大学毕业后得以调到局内部担任职业特工。^[51]溯其源流，战前南京学生生活总社对各大院校进行隐形渗透的学校通讯员制度可谓是后来CC情治系统在文化团体、大专院校和重点中学广泛建立的党员调查网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