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地日本人及华商之关系
在华的岛系三家交易所，主要由日本大阪跨海投资而来，不仅与当地中国商人存在关系，也与当地日本资本紧密相连。
从岛系交易所与当地日本人关系来看，交易所创立之时，大阪方为便于今后经营，专门挑选在华时间长、通晓汉语且精通商业的日本人担任公司普通职员、仲买人，甚或董事、专务董事。上海交易所首任专务董事吴大五郎，“在上海三井洋行多年，日本人谓彼为‘支那通’，言其熟悉我国情形也”[49]。汉口交易所首任常务董事江藤丰二，“久在天津，熟谙华语，且改华服，盖完全中国之市侩也”[50]。而天津交易所是和当地日本人共同发起，董事臼井忠三便是天津日本人实业界重要人物。另一方面，对于在华日本人来说，日本本土资本到中国创设交易所，从扩大当地日本人势力、增大各业者间利益角度看，自然而然持有好感。天津交易所筹备工作开始后，在船津总领事调查报告中，对上述情况多有记录。[51]
但是，日本本土资本与当地在华资本，结果是不同的。本土资本财力雄厚，以大阪为大本营，乘“一战”爆发后的有利时机，怀着发财之梦，以各种卑劣手段贪图暴利。想要独占利益的时候，和当地日本人也发生了纠纷。1924年，交易所监督官铃木武志在对上海交易所作详细调查后指出，“为何在华日本人对上海交易所今日实况如此之惋惜？我到访多日，凡开口者皆言上海交易所之过去，所言之处异口同声不满于上海交易所过去之经营种种。我赴沪之数日间，便不断听闻上海交易所之各类行径损害了日支亲善，日本人苦心经营所建立起的对支那人的信用也毁于一旦，在沪日本人对上海交易所之怨恨多有耳闻”[52]。再说汉口交易所，1925年3月搬迁至日租界大正街后，董事或事务员沉溺于赛马、麻将之类的赌博活动，或开着汽车到处兜风游玩，当地日本人对此颇为反感。[53]
从与当地华商关系来看，交易所创设发展初期，一部分华商极力与之搭上关系，其中亦有直接合作者，但多数华商持强烈抵制的态度。
交易所与华商相关联，主要是任用了一些华商董事、监事及仲买人，具体可参考表3。
表3 岛系交易所华商关系者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外S-1）、（外S-2）、（外S-3）、（外T-1）、（外T-2）、（外H-1）、（外H-2）、（外H-3）等资料制作。
据此可知，三大通商口岸也有华商头面人物参与其中，他们到底仅是挂名，还是实际参与，囿于史料的短缺，在此不作论述。但下面一则史料，我想应该最能反映交易所与华商之间的真实关系。1922年5月25日上海《新闻报》一篇题为《日本汉口交易所之黑幕》的新闻报道称：“汉口商界，对于日商，素不信任，故对交易所，初本一致反对。嗣该所设法牢笼，以现洋二十五万元，分存于四十余家钱庄。名为活动金融，实即招徕引诱之计，于是证券金融两帮，杲入榖中。现仅棉花棉纱两帮，仍持反对耳。”[54]
而华商交易所对日资交易所的抵制反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自己的交易所，二是不与日资交易所进行交易。上海交易所创业之初，上海工商界便骤然自沉寂中变为激进。由孙中山、虞洽卿等发起创办的华商交易所一案复被提上议程，并于1920年2月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之名正式成立，7月开始营业。其他发起成立之各类交易所不计其数，较为有名且以后经受住“信交风潮”的交易所，有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同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相关人士，也早于汉口交易所成立之前，便与汉口华商携手创办汉口五品交易所。1921年，天津华商边宇靖、卞月廷（又为天津交易所董事）及王之杰等20人筹办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未果。[55]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设立后，原先投资于上海交易所的华商大都把资金“转移到物品交易所里来”，不再到日资交易所进行交易，登报申明与之脱离关系者日有所见。[56]汉口五品交易所在开业之初经营情况不佳，但汉口交易所成立后，武昌、汉口棉纱业者不与其交易，只认汉口五品交易所，情况便日渐有所好转[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