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了棉花产销合作事业的发展
资金是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尤其是对棉花这种商品属性较强的农作物而言，虽然植棉利益较其他农作物优厚，但其所需生产资金也较其他农作物为多。在农村金融枯竭的情况下，资金缺乏成为推广植棉的严重阻碍。河北、陕西等地棉花产销合作事业兴起之初，都面临着严重缺乏资金的困境。中华银团成立后，为了放款的便利与安全，选择棉花产销合作社为主要放款对象，通过生产、利用、运销等贷款，向合作社和棉农提供资金。银团的资金支持对于维持合作社的周转和社员对合作社的信心，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对贷款数额较多的陕西、河北两省而言，银团的资金支持是棉花产销合作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而且，在放款过程中，银团与棉产改进机关密切合作，“银团表面上似仅贷款与棉农，然间接主要宗旨，仍在与中央各技术机关合作指导棉农，改良品种”。[68]银团的资金支持和改进机关的技术协助，对于促进棉花生产，提高棉花品质，发挥了显著作用。
在对棉花产销合作社进行投资的过程中，银团并非简单地提供资金而已，为了自身投资安全的需要，也为了使投资取得更好的效益，银团对合作社的社务、业务非常重视，并给予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督。如1935年棉花生产贷款开始发放后，银团“各区办事处即抽调各行富有农业学识之干练人员，分驻棉田区域，随时对播种土壤气候诸端，予农民以切实之指导，并随时与农民合作”[69]。在推行业务的过程中，银团认识到影响贷款成效的原因很多，但合作社组织的健全与否，“尤为成败之重要关键”[70]。因此，对于合作社的组织人事、社务、业务等方面，银团时常提出要求和指导，并随时由各区办事处派员监督稽核。对于经营不良的合作社，银团与改进机关合作进行整顿或淘汰。通过为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社务、业务监督指导，“两年来由银团承贷之各省区合作社数已大有增加，社基也有相当奠定”[71]。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初救济农村金融的过程中，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参加银行之众、声势之壮、涉及的地域范围之广、社会影响之大，不仅在农业放款领域，而且在当时华资银行所组织的各类贷款银团中都是很突出的。[72]中华银团试图集中多家银行力量，以农业贷款为手段，以改良棉业为途径，以期达到改良农业生产、调剂农村金融的目的。虽然银团存在时间短暂，贷款区域有限，实际贷款数额也并不巨大，相对于整个中国农村的庞大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华银团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目的，但是，中华银团在业务过程中所推行的银团资金与农业技术密切合作的农贷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银团在提供资金、改良棉种、增加产量和改善运销等方面的种种努力，不仅使广大棉农受益良多，而且为上海、天津等地棉纺织业提供了优质原料。银团在推行农贷业务过程中所施行的措施办法和运作模式，以及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一时期农贷业务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也不无裨益。国民政府于1936 年设立的农本局，即在很多方面借鉴了中华银团。可以说，中华银团的建立及其农贷活动，使商业银行的农贷业务由无序竞争走向了联合统一，这不仅是民国时期农业金融史上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对这一时期农业金融制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我们今天发展农业金融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石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7SZYB20）阶段性成果。
[2]薛念文：《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追记》，《上海金融》2001年第7期。
[3]相关成果参见马长林：《民国时期上海金融界银团机制探析》，《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6期；石涛：《上海银行业与抗战前的陕西棉业》，《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黄正林：《到农村去：金融进村与农村经济变化研究——以1933—1945年陕西关中农村为中心》，《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康金莉：《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研究（1923—1949年）》，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许永峰：《20世纪30农贷中国“商资归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诸静：《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龚关《国民政府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三），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4、2161、2093页。
[5]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处编：《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1934年，第107页。
[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页。
[7]王文钧：《商业银行在农村中之动态》，《银行周报》1935年第19卷第48期。
[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廿三年度营业报告》，1935 年，第29页。
[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1936年，第29页。
[10]交通银行总行编：《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份交通银行报告》，1935年，第36页。
[11]《浙江兴业银行郑州分行为陕西农村放款事致总行函（1934年5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Q268-1-575-199。
[12]《陕西棉产改进所六月份上半月工作报告（1934年6月）》，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75-1-83-1。
[13]农业部：《本行最近农业放款概况》，《海光》1937年第8卷第4期。
[14]《棉花产销银团分配陕省贷款数额》，《农林新报》1934年第11卷第18期。
[15]《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5。
[16]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58页。
[1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理事会视察报告（1935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8。
[18]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编：《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1936年，第1页。
[19]言穆渊：《我国银行经放农贷之数量（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经济学报》1941年第2期。
[20]《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一次理事会议决事项纪要（1935年2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9。
[21]《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二次理事会纪录（1935年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9。
[22]《中南大陆等银行加入农业贷款银团》，《新闻报》1935年3月5日，第10版。
[23]《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昨开理事会议》，《申报》1936年5月6日，第8版。
[24]《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六次理事会议录（1937年5月2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75-1-215-1。
[25]黑广菊、刘茜主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页。
[26]《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六次理事会议事纪录（1935年5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7。
[2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理事会视察报告（1935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8。
[28]《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湖北区办事处会议纪录（1935年6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7。
[29]《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廿五年度第三次理事会（1936年9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75-1-189-1。
[30]《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第373～375页。
[31]《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第1页。
[32]《农业贷款团决定贷款范围》，《合作月刊》1935年第7卷第4、5期。
[33]《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第2页。
[34]《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廿五年度业务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889-211。
[35]《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一次理事会议决事项纪要（1935年2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9。
[36]《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廿四年度贷款计划大纲》，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5。
[3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四月份报告（193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7。
[38]《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陕西省廿四年度贷款计划》，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5。
[39]《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理事会视察报告（1935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08。
[40]《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河南省区二十四年度贷款计划大纲》，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1。
[41]《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湖北区二十四年度贷款计划》，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7。
[42]《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第22页。
[43]《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19次理事会（1936年5月1日）》，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75-1-189-1。
[44]《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第2页。
[45]《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一次理事会（1936年5月5日）》，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75-1-189-1。
[46]《陕区二十五年度贷款计划摘要》，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13-107。
[4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四次理事会（1937 年2 月8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3。
[48]《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廿五年度业务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889-211。
[49]《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七次理事会纪录（1937年7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2。
[50]《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八次理事会纪录（1937年9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2。
[51]《照抄陕西区办事处呈报二十六年份催还生产贷款经过》，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4。
[52]《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致金城银行函（1937年10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872。
[53]《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八次理事会纪录（1937年9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2。
[54]《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十次理事会（1937年11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4。
[55]《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二次理事会纪录（1938年3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4。
[56]《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八次理事会纪录（1938年10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872。
[5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致金城银行函（1938年1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872。
[58]《交通等行组织中华农业贷款银团》，《银行周报》1935年第19卷第4期。
[59]施鑫泉：《民国念四年我国银行业之回顾与农业贷款之检讨》，《商专年刊》1936年第3期。
[60]农本局研究室编印：《经济部农本局概况》，1942年，第3页。
[61]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130～133页。
[62]《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转送之西北农业、畜牧业和社会经济考察报告》（下），《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63]《中国农业金融概要》，第92～94、111页。
[64]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1934年第2卷第11期。
[65]《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第2页。
[66]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编：《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棉产改进事业工作总报告》，1937年，第165页。
[67]《民国廿六年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四月份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2。
[68]《农业贷款团决定运销贷放办法》，《银行周报》1935年第19卷第34期。
[69]《农业贷款团举办生产贷款成功》，《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7期。
[70]《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第22页。
[71]《民国廿六年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四月份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612。
[72]诸静：《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