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与管控：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耻教育及两难之境（1927—1930）

熊　斌

1915年5月7日、5月9日因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与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而被定为国耻纪念日，此后每逢这两日全国各界纷纷举行国耻纪念以示不忘国耻，国耻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随着新闻媒介大力渲染，知识精英、教育团体和政府机关日益看重国耻的教育价值，希望通过全国性国耻教育来激励学生、民众雪耻教战。目前学术界从纪念角度对国耻日的教育功能进行了一定分析，但专门探讨国耻教育的成果并不多见。罗志田对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教育部因应、国耻知识进入教材以及政府、媒体强化国耻记忆方式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1]马建标梳理了“二十一条”记忆的演变轨迹，考察了它在实施救亡启蒙、国家认同等方面的价值功能，对国耻教育略有涉及；^[2]张逸红对中小学国耻教育历程进行了整体考察，囿于篇幅所限并未详细阐释；^[3]雷志松梳理中共成立后国耻教育发展脉络，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不过未与国民党进行对比分析。^[4]这些研究还未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耻教育作为专题加以研究。实际在晚清时期国耻史实就开始进入启蒙教材，1915年在全国教育会议和教育部努力下，加之提倡之声不绝于耳，国耻教育逐渐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众和学生开始产生影响。然而受制于军阀混战，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并未得以真正贯彻执行，不过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和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这一状况发生根本转变。本文拟在既有成果基础上选取五三惨案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这一时期，考察国民党对国耻纪念的参与，蒋介石耻辱情绪与国耻教育政策确立的关系，国民党中央、各省市教育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共舆论的反应，以及全国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重点考察国耻教育的实施策略与两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