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实的政策设计
与征收机构的日趋完备相匹配，征实政策的设计是比较严密的，它比以往的田赋地税更加合理，负担更加平均，收纳更加方便，粮食储运更加流畅，行政效率更高。以下将从粮食征收、仓储运输、粮食供应、粮食管制和督导奖惩等五个方面来论述田赋征实政策的严密设计。
1.粮食征收
由于各省情况异同，征实标准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和争论的热点。1941年，行政院公布了《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和《田赋征收通则》，规定各省本年度“省县正副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有特殊情形的地区，则可以按照当地市价折征法币。[45]这样的征实标准，不仅适应了不同农作物产区征实的需要，还兼顾了战区和后方不同省份的征实需要，各省可以根据本地情形的征实标准。比如河南省后方各县应征之正税及省县附加总额每元征收“稻谷二市斗，或小麦一市斗五升，黄谷三市斗，玉米二市斗五升”。而前线各县的折征标准则为，稻谷每市斗应交法币六元，小麦每市斤三角。[46]后来经过修正，棉花也纳入了征实的范围，产棉区“按赋额每元折征皮棉五市斤”[47]。
粮户按照征实标准，将应缴纳的粮食送到收纳地点后，需要经收人员验收才能入库。国民政府颁发《田赋征收实物验收规则》（以下简称《验收规则》）规定，验收之稻麦苞谷应以品质干洁、颗粒充实等为限，具体标准为：“（一）稻谷含有杂质（稗糠沙粒泥土虫蚀及其他杂物）不满千分之三，水分不满百分之一点五，每市石在一百零八市斤以上等为合格。（二）小麦含有杂质不满千分之四，水分不满百分之四点五，每市石在一百四十五市斤以上等为合格。（三）苞谷含有杂质不满千分之四，水分不满百分之十七点七，每市石在一百三十五市斤以上等为合格。”其他杂粮之验收标准，应由各省按实际情况参照前条规定办理。另外，《验收规则》还对度量衡器和防止验收人员故意刁难做了详细规定。[48]
1941年10月，为了确保花户按时纳粮，国民政府颁布了《田赋征收实物滞纳处分办法》。该办法规定了花户必须在开征后的两个月内交齐，限满之日起“逾期一个月完纳者，照欠额加征百分之五；逾期两个月完纳者，照欠额加征百分之十”；逾期两个月以上尚未完纳者，除了照前条规定逐月累加外，还将由县（市）政府负责追缴。如果追缴无果，提取其收益或物品抵偿。[49]
2.仓储运输
自征实开始，原有的粮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经无法满足储粮的需要。粮食部即通过各省府“令各县一律设置国家粮仓”[50]，此为新仓；另外，为了节省预算，粮食部还令修缮原有旧仓，改建旧祠堂、“公有庙宇及租修民房窑洞”[51]等。修缮总预算相当大，但成效也是显著的，各省县设置的粮仓基本上满足了军需民粮的供应。粮仓修成后，根据储量可分为若干等，比如四川省：“一、各运输要道或集散地点，依次集散储运之状况，酌设较大之仓库，列为特等”；“二、四川各县仓库接受征购粮食在十万石以上者（稻谷以米计）列为一等”；“三、接收征购粮食在五万石以上不及十万石者，列为二等”；“四、接收粮食在三千石以上，不及五万石者，列为三等”；“五、接收征购粮食在三千石以下者，列为四等”。[52]另外，为了应对战时突发情况，各省也都规定了紧急情况下仓库储粮的处置办法，江西省规定：“一、紧急后运；二、补给军粮；三、化零迁储；四、焚毁。”[53]
虽然根据国民政府命令，几乎每个县都有粮仓设置，但时值战时，军队转战地点不定，并且军需集中且巨大，一地一县粮仓恐难以满足，粮食的运输在战时就显得非常重要。抗战时期粮食运输的方式主要有陆路和水路两种方式：陆路方面，除了极少数地区交通状况良好或者极为紧急需求，可用上进口汽车，其他地方“最大之输力为人工与牲畜，习用之工具为板车”[54]；水路方面，运输工具是木船、舢板和竹筏等。由此看来，国民政府在仓储特别是运输方面做了广泛动员，军粮运输的大动脉正是在如此严密的制度的规范下，才能畅通无阻、源源不断地为各地提供粮食支持。
3.粮食供应
粮食供应是抗战时期的重中之重，政府掌握粮食，调剂军公民食，就是支持抗战取得胜利的坚强柱石。
首先是军粮供应。抗战之前，军粮供应主要是采购市场粮食，粮食价格波动巨大，来源不稳定。遇到战事，大量军队集结一地，市场粮食难以满足军需。另外，对于当地的粮价、物价和民生影响巨大。抗战开始，为了改善军队管理和士兵生活，实行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制度。最初仅仅限于参战部队，粮食部成了以后扩大供应范围，所有后方部队军事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的人员，一律按给予定量配给米麦等现品，以供食用。由于战事和经济状况的变化，1943年军粮供给不得不做出调整：“1.全国军粮配额以六百万人食用量为限，军米给予定量增为每人每日二十五市两，以备军队自行加碾一次，提高其品质。2.十分之九配备现品，十分之一配发代金。3.有粮地区仅拨现品，无粮及游击地区配拨代金，就地购用。”[55]
其次是公粮供应。抗战之前的公教人员都是领取货币薪俸，但随着物价上涨，收入富足的人尚可继续奢华，但“贫者及收入固定者必不胜‘米价如珠’之负担，而常人不能自饱”[56]。因此，1941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改善公教人员生活办法，规定中央公务员和家属每人每月可购得平价米二斗，每斗价格仅为基本价六元。到了1942年开始免费配给，配给以年龄为标准，三十岁以上者月给米一石，其他年龄依次减少。而各省地方公教警团等人员所需食米，由省府计算数额呈准粮食、财政两部后，“在该省征实项下划拨”[57]。由于各地余粮状况不同，缺粮地区酌发代金券。
再次是民食供应。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在战火遍地、物价飞涨的状况下，政府不得不考虑民食问题。“调节民食之办法，不外畅通粮食来源，统筹民食供应。”[58]因此，粮食部成立之后就开始在重庆、成都、内江分设民食供应处，办理各该地区公粮民食的调拨配给事宜，从粮食富足之处调到短缺之处。1942年，财政部和粮食部共同核定的《价拨各省田赋征实余粮调剂民食办法大纲》规定：民食供应由“各省接粮机关办理”，其价格“按当时当地市价减低百分之五定价”。调剂民食的粮食来源，为各省征实抵拨军粮、价拨公粮及专案划拨之各项粮食外所剩余的粮食。该项余粮出售的粮款数量，还需要由经办机关“按旬报告财政粮食两部查核”。[59]各省先后设立的民食供应处有江西的泰和、吉安、赣县，浙江的云和、永嘉、丽水，福建的永安、福州、南平，安徽的立煌、屯溪，贵州的贵阳、独山，广东的江北、西江、东江、韩江南路，陕西的西安，山西的隰县、宁乡。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曾经设置，比如湖南的衡阳、邵阳，河南的鲁山、洛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