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苏俄在孙中山的多边外交策略中，属于左翼陆军国外交圈，中俄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中俄盟友关系影响着孙中山南方政府的稳定，苏俄是孙中山实现中国统一的重要助力。联俄政策是孙中山确定不移的外交政策。
孙中山秉持的外交策略是以俄德为中心、联合亚洲国家的左翼陆军弱国外交与以英美为中心、联合欧美国家的右翼海军强国外交相竞合。1918年是孙中山联俄的起点。在非正式外交接触时期与非正式外交交涉时期，孙中山不愿与苏俄缔结公开的非正式外交关系宣言，主要在于构建左翼陆军国外交圈时，不肯放弃右翼海军国多边外交圈。所以那时他联美联英联德联日也联俄，是多边的联俄。但由于陈炯明叛乱，左翼陆军国多边外交与右翼海军国多边外交皆失败，以及“一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等因素，促使孙中山在1923年从多边转向双边为中心的联俄。在孙中山的外交策略中，“强国外交”始终优于“弱国外交”，以“弱国外交”为手段，达成“强国外交”为目的。
在非正式外交关系建立时期，孙中山南方政府与苏俄确立盟友关系。孙中山在《致苏联遗书》中，最后表明他的联俄遗志，“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56]。该遗书也标志着孙中山的联俄从以双边为中心转向双边。孙中山联俄经历多边—以双边为中心—双边三个阶段，实现从多边到双边的转向。
联共作为联俄的结果，是孙中山联俄计划的一部分。关于联俄联共，孙中山还有一个重要努力，就是重新解释民生主义，即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在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趋同，也是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精神和苏俄十月革命精神趋同。然而孙中山对民生主义重新解释，使国民党党员思想更加混乱，成为国民党—苏俄—共产党黏合剂的新民生主义，变成了分裂的祸机，无论是三方内部还是三方之间，分裂不可避免。
（陈丹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李炳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注释】
[1]学界研究孙中山联俄相关论著如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邱捷：《孙中山的对俄观》，《历史教学》1997年第11期；周兴樑：《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克思明：《早期国共关系新论——从联俄、联共到三大政策的辩证》（修订版），（台北）学生书局2005年版；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国民党与中俄交涉（1922—192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 年第58 期；史台丽：《从外交观看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东方学报》2011 年第32 期；李杨：《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周阳山：《孙中山与列宁：革命生涯和政治遗产的比较》，《传承与创新：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诞辰》下册，（台北）国父纪念馆2016年版等。
比较有代表性争议的观点如：“联俄说”“防俄说”“抗俄说”“仇俄说”等。例如：林家有在《试论孙中山联俄的主要原因和目的》中认为，孙中山联俄的本意是“以俄为师”，孙中山联俄是为了实现“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参考：林家有《试论孙中山联俄的主要原因和目的》，载金冲及主编《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5页］。而谢信尧对孙中山联俄三重用意的分析中，认为孙中山联俄有基于防止俄患与分化列强兼筹并顾的目的［参考：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第244～245页］。
[2]《中国革命之难易》（1910年2月28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3]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34页。
[4]《庆祝俄国革命成功之意义》（1924年11月7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页。
[5]《此后应注意西北》（1918年1月28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16页。
[6]《致黄复生嘱讨逆及对俄应注意西北边电》（1918年3月13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7]克思明：《早期国共关系新论——从联俄、联共到三大政策的辩证》（修订版），（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第157页。
[8]《批章昙欲经营西北以联俄函》（1920 年9 月8 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6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9]《中外大事记：孙中山联俄政策》，《兴华》1920年9月15日，第28页。
[10]《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1918年夏），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0页。
[11]《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1918年8月1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12]［联邦德国］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李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页。
[13]汪精卫：《报告者政治委员会汪精卫（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第14期，第18页。
[14]《与美国布罗克曼的谈话》（1923年3月），载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15]《为中俄关系与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16]《为中俄关系与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17]巴黎和会中国拟提出与解决的问题，参考陈三井：《中国跃向世界舞台：从参加欧战到出席巴黎和会》，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07～112页。
[18]《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1918年8月1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9]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在促成孙中山联俄方面，宋庆龄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参考邱启瑗：《宋庆龄与民国政府之政治关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12月，第60页。
[20]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3页。
[21]汤绍成著译：《从中国看德国：1870—1989》上册，海峡学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0页。
[22]《英日续订同盟有伤于中国》（1920年6月11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
[23]［联邦德国］ 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页。
[24]《复宫崎寅藏望纠正日本军阀侵华政策书》（1920年10月5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25]《第14号文件：杜霍夫斯基与舒米亚茨基的支线电话记录》（1921年12月2日），载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5页。
[2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44页。达林与孙中山会谈的经过与具体内容，参考［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侯均初、潘荣、张亦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133页。
[27]［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侯均初、潘荣、张亦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2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17页。（原载：马林档案第3111号和3112号）。
[29]吴展良：《共和主义式革命路线的顿挫与转型：五四之后孙中山建国思想的演变》，“第六届孙文论坛：民族复兴与文明对话”研讨会，（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2018年8月，第47页。
[30]《外交上应取的态度》（1922年8月9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页。
[31]《外交上应取的态度》（1922年8月9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页。
[32]汤绍成著译：《从中国看德国：1870—1989》上册，海峡学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113页。
[3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96页。
[34]［美］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邱政权、符致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页。
[35]［美］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邱政权、符致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页。
[36]［美］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邱政权、符致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页。
[37]《孙中山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页。
[38]［美］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邱政权、符致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2～423页。
[39]《望日人善用越飞访日机会》（1923年1月31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页。
[40]《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41]《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333页。
[42]《与□□记者的谈话》（1923年），载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43]《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孙中山电》（1924年1月15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70页。
[44]《孙中山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电》（1924年1月24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
[45]《谢持张继与俄人鲍罗廷谈话纪要》（1924 年6 月25 日），载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国民党党史会1973年版，第1289页。
[46]《南方政府与俄国的关系不受北京政府承认俄国之影响（译文）》（1924 年3月），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页。
[47]《文件109：加拉罕给齐契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载［联邦德国］ 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版，第106页。
[48]邓家彦和古斯塔夫·阿曼在德国接洽具体的经济合作与一定限度的军事合作内容，详见马振犊主编：《战时德国对华政策》，载胡德坤主编：《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9卷，第16页。
[49]《俄报主张中日俄联盟反对英美联合》，1924年9月29日《晨报》，第3版。
[50]刘成禺：《先总统旧德录》，载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页。
[5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年版，第168页。
[52]［联邦德国］ 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1页。
[53]《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28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54]［联邦德国］ 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3页。
[55]《附录：亚细亚民族之结合》（1924年12月5日），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624页。
[56]《致苏联遗书》，载上海书店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上海书店出版社1926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