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协拨
同治初年，杨岳斌募勇，以备西北军务。招募军队及办理军装的费用由湖北、湖南等省协济，沿途所需费用，也由湖南、湖北协济，“募勇之资并沿途费用，湖南、湖北各发银一万两，俱于协甘饷银项下拨付”。[22]杨岳斌西征期间，清政府命湖北协济军饷。同治四年（1865）七月，同治帝谕：“杨岳斌奉命西征……著官文、郑敦谨将湖北月协之三万两……赶紧委员拨解到陕，由刘蓉转运前进，以济要需。”[23]清政府在湖北招募西征官兵，所需军饷由湖北按月支出，据同治四年（1865）户部奏：“新募楚勇六营仍由湖北按月拨银二万两。”[24]
同治四年（1865）正月起，蒋凝学一军也由湖北协济。据官文奏：“道员蒋凝学一军，月需饷银六万两，前因楚省支款繁多，力有未逮，议定自同治四年正月起每月由湖北补发银二万两，藉旧欠以济新饷，其余银四万两，该道行抵陕西即由陕西筹给，行抵甘肃即由甘肃筹给，其军装火药仍由楚省源源接济。奏奉俞准在案。所有同治四年正二三等月分应发该军旧欠每月银二万两，已由粮台如数筹给。”[25]雷正绾军也从同治四年（1865）开始由湖北协济，据刘蓉奏：“雷正绾一军所需粮石，本应遵旨由陕省采运接济，惟现在库款奇绌，积欠累累。若再采办甘省军粮，断难筹此巨款，转运之费繁多亦属难办。查甘省粮食虽艰，若有现银采买，尚可源源接济，请旨饬下山西、湖北各省务将应协雷正绾军饷按月如数解交庆阳粮台。”[26]此后，清政府下令将拨给多隆阿部月饷3.5万两改拨雷正绾部使用。
由上可知，同治初年，湖北每月协济西北各军共9万余两：一是湖北确认将原协多隆阿一军饷银改拨雷正绾部；二是每月协济杨岳斌军营3.5万两；三是按月补还蒋凝学一军欠饷2万两；四是湖北协济西北各军军装军火等项解至杨岳斌军营，再由杨转解各营。[27]正如同治四年（1865）七月户部奏：“湖北协解甘省各营军饷，除奉拨都兴阿月饷银二万两、文麟盐厘四万两外，尚有杨岳斌月饷银三万五千两。是湖北奉拨甘饷为数较多。”[28]
同年五年（1866），杨岳斌奏：“即如湖北月协三万五千两，计自上年三月至本年五月，应解银五十余万两，而臣所得者以该省代购军装、布匹等项，折算仅银十一二万两。”[29]由于各省协饷迟迟不到，导致西北军饷严重匮乏。为此，同治六年（1867）四月，穆图善奏请变通协饷：“惟有吁恳皇上天恩饬下，江宁、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各督抚按月筹拨，协饷源源接济，并饬陕西藩司林寿图不得擅截湖北后路粮台，收解各省援甘军饷。所有本年三月以前及续办解饷银，仍照杨岳斌前奏，由鄂径解汉中，交湖南候补道陈丕业经收，转解秦安粮台听候。”[30]
同治年间，清政府又命湖北协济新疆各军。成
部出关前军饷由湖北协济，同治八年（1869）正月，同治皇帝命军机大臣传谕郭柏荫、何璟：“湖北、山西、河东欠解新疆协饷，前谕户部于此项欠款内指拨银一二十万两解济成禄军营。”[31]同治九年（1870）正月，同治帝谕军机大臣：“成禄军营协饷，出关以后，原定由新疆军饷内支给，该提督未出关以前之饷，迭经户部奏准，于湖北、陕西、四川每月各协数千两。”[32]乌鲁木齐军营协饷也由湖北协济。同治十二年（1873），李瀚章奏请：“湖北奉拨乌鲁木齐军营协饷，迭经拨解银十四万一千零三十两，先后附奏在案。现鄂饷仍极支绌，惟金顺出关剿贼战事方殷，不得不竭力筹措。兹凑拨长沙平银一万两交西征粮台催饷，委员知州刘兰馨领解回台，以资接济，由湖北军需局司道具详前来。”[33]同年，健锐军奉命调往哈密，所需军饷由湖北等省协济：“臣维健锐全军，本前乌鲁木齐提督成
旧部，其月饷向由四川、湖北、陕西三省协济，解交西征粮台转解。”[34]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景廉奏：“四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六省，前经部议，奏准每月筹拨臣军需专款银八万两。”[35]
此外，清政府还令湖北协济陕西。同治五年（1866）三月，清廷令山西、四川和湖北三省先各协5万两解往陕西。[36]由于西征所耗军费巨大，清政府还多次下令湖北临时增加协济军饷。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奏：“湖北省每月除原协陕甘各饷外，着李鸿章、郭柏荫每月再添拨陕甘军饷银四万两，每年共添拨银四十八万两。该省岁入各款较前征收短少，该督等当随时逐款整顿，并将用款酌量缓急，以资周转。本省及外省捐输，仍酌照常办理，毋庸议改。”[37]
由于各省欠解西征协饷越来越多，清政府下令从积欠最多省份酌量提取。同治十年（1871）秋，“各省欠解西征饷银甚巨，现拟援照上年成案，仍从积欠最多之省酌量提拨，河南、江苏、湖北各提银八万两，浙江、福建、四川、广东各提银五万两，山东、山西、安徽、湖南各提银四万两，共成六十万两之数”[38]。同年十一月，同治帝谕军机大臣：“西征全军一月满饷，需银六十万两，各海关六成洋税，本为解充京饷之需，屡经各省截留，势难再行指拨。各省欠解西征饷银甚巨，现拟援照上年成案，仍从积欠最多之省酌量提拨，河南、江苏、湖北各提银八万两，浙江、福建、四川、广东各提银五万两，山东、山西、安徽、湖南各提银四万两，共成六十万两之数。”[39]
同光之时，厘金、地丁、盐课和关税成为国用主体，也是协饷的主要来源。[40]为支援左宗棠西征，清政府还多次奏请由湖北的厘金项下分拨。同治四年（1865）正月，杨岳斌奏请在南方各省厘金下抽拨协饷：“每省每月盐厘项下分拨三成，百货厘金项下亦每月分拨三成，由臣委员径赴各省，按月提解庆阳粮台，接济各军。”[41]同治七年（1868）八月，同治帝命军机大臣传谕：“湖北向有分收湖南销售淮盐厘金一款，每年约可收银八九万两，着郭柏荫、何璟查明此款，即全数拨给陕省充饷，由刘典奏委大员经收转解，俾济要需。湖北本有欠解该省饷银，赈银即以此款拨抵以清款。”[42]同治八年（1869）二月，户部奏言由南方各省厘金项下筹厘助饷，其中湖北“每月添拨银四万两”[43]，全年添拨48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