舔碗刮锅的日子
1943年10月28日——七十二岁的沈庆云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当他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个日子的时候，让你丝毫无法怀疑它的真实性。那一年，他才六岁。六岁的孩子藏在妈妈的身后，看到许多打了绑腿的解放军，随着隆隆的炮车走过村头，而原来驻扎的部队早已逃之夭夭。他记住了这个陌生的词：解放了。
▲沈庆云
显然，这个词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天还是那么蓝，云团像棉絮一样飘动，那条老河，仍然不动声色地向东流淌。他和自己的小伙伴，一如既往地在黄河边放牛牧马，尽情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五佛黄渠
*守着黄河要饭吃，是每一位居住在黄河边的人的心酸回忆。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工程建设时，沈庆云的眼睛湿润了，他突然抠出左眼，清理了一下，又装了回去。“左眼在施工时受伤了，早就被摘除了。”
▼群山中的黄河
1926年老历七月十二日出生的张永泰在这一年已经二十四岁了。也许，他最能感受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区别在哪里，天虽然是一样的天，但在他的眼里，似乎眼前的天比以前的每一天都蓝，都晴朗。就在昨天，他还在沈家拉长工，这种生活，他从十二岁就开始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对东家是感激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土地，吃不饱肚子，正是在东家家里种地放羊，才让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等到了解放的这一天。而这一天的到来，让他怎么也没想到，过去的经历，竟然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他很快成了老湾村的治安主任。紧跟着参加了工农干部速成班，在定西学识字，学文化。虽然一个字没学过，一天学堂没进过，但张永泰天资过人，过目不忘，一段时间下来，竟然学了不少东西。
在解放区的太阳下，沈庆云一家继续过了几年苦日子。1948年，大爷去世。长了一岁的沈庆云似乎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生活在一个少有的大家庭中。这个家庭三十多口人，五爷是掌柜的。很多年之后，他才明白，他们家一年有一百石的粮食。除了黄河水浇灌的八十亩土地，在杨庄还有很多旱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道了家底的沈庆云困惑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土地和收入，他们吃的饭却几乎每顿都是黄米加面条，称为混混饭，吃的馒头大多都是黑面馍馍，或者是黑面里加一点白面，吃白加黑的馒头，印象中，纯白面的馍馍很少吃到。
深藏在村子里的宅院，距离黄河只有二里路。黄河穿越车木峡之后，在这里变得柔顺了很多。东岸为靖远县地界，地势平缓，良田纵横，春天沙枣花、枣花扯起绚烂的帐幔，沁人心扉的香气弥漫整个河面，爆开的油菜花晃人眼。岸西也就是五佛所在地，陡峭的刀棱山如一面铜墙铁壁，依河而立，有限的平缓地带，成了五佛人赖以生存的土地。雨季河水暴涨之时，涛声声震数里。更多的时候，水流平缓，夜深人静的时候，河水的喧嚣，遥远成柔润的催眠曲。
鸡叫三遍的时候，沈庆云就要离开温暖的被窝。桶杠子立在门后，盘桶绳挂在旁边，倒立的木桶被他反过来，盘好盘桶绳，从桶耳子穿过桶杠子，他牵来正在闭目养神的骟驴，备好桶鞍子，勒紧肚带，双手一用力，把水桶搭在驴背上。借着微露的晨曦，他半打着瞌睡，跟在驴屁股后面走向黄河边，汲取一家人一天要用的水。
流淌了一夜的黄河也似倦了，好像打着瞌睡，慵懒地向东流去。往水桶灌水的声响，显得格外清晰。
相比之下，沈庆云更喜欢冬天。一到三九天，黄河就会结冰，刚结冰的黄河似乎不甘心，随着嘎巴嘎巴的声响，会把一块块浮冰推挤在一起，但终会耐不过越来越硬的西北风，水流很快躲在冰下不见了踪影。大河两岸的人们在冰上任意走动。套了牛车，凿出冰块拉回家，拉一次就够用几天了。但到春天，嘎巴嘎巴的声响又会响起来，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沈庆云知道，黄河要开河了，自己驮水的日子又要开始了。
这是沈庆云长大之后必须要做的农活——驮水。随着通向河边的小道被踩下深深的凹槽，沈庆云明白，几乎所有的生活，都和这条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多的时候，他们在一条叫黄渠的水渠周围放驴放羊。黄渠两边被高大的白杨树覆盖，渠水流得艰难，甚至有点无可奈何。进了黄渠的水流，一点都不像黄河的水流那般湍急野性。胆大的小伙伴们总在天热的时候在水中尽情嬉戏。沈庆云看着眼馋，纵身跃进之后的后果，不仅差点让他丢了小命，也结束了他戏水的任何念头。更何况，因为这一次的戏水，他知道了大人们的狡黠和在河边生活的铁律。回到家，大人问他玩没玩水，回答自然是没有，可是大人却让他脱去衣服，黄河水留在身上的痕迹一览无余，在屁股受到击打的同时，他知道了不能到河中游泳，更不能说假话。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浸了黄河水，会留下很明显的痕迹，河水中的泥沉淀在皮肤上，像涂料一样留下黄河的颜色。而沿河的大人们，通过这种痕迹来告诫孩子们不能随意戏水，更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沈庆云所要做的，就是看着驴儿悠闲吃草，远离戏水的小伙伴们，随便找个什么地方，透过摇曳的树叶看蓝天白云，满脑子都是爷爷讲给他的故事。
爷爷的故事，永远和这条河、这条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爷爷说，黄渠是村里人的生命线，是村里人和黄河要饭吃的见证者。在清顺治二年，由六十八家农户联合开挖了黄渠，第一次把黄河水按照自己的心愿引到了需要灌溉的土地，当时可灌耕地六十八份共八百余亩；他们就是其中的一家。那时节，这块地儿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柳林湖。这里原先柳条丛生，人不能行，野鸭成群，白鹭嬉戏。但是，人要吃饭，也就容不得那般美景了。爷爷说，人口在增加，耕地面积只好逐年扩大，进水口从沿寺上移兴红崖，再移到兴红崖上游的龙窝……可是永远也喂不饱不断增加的人。环绕在村子周围的山，不能给村里人更多的土地，而村里人，不能把黄河水引到更高更远的地方，眼睁睁看着河水哗哗地流，却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
沈庆云相信爷爷说的话。有着传奇经历的爷爷，像神一般在他心里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爷爷沈惠林毕业于兰州师范，是一位远近有名的文化人。然而，有文化还不能当饭吃，看着黄河水一泻千里而村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爷爷开始琢磨新的文章了。1930年爷爷担任靖远北区区长时，同当地水利人员研究总结了村子面临的困难和今后的出路。
淤地造田，千方百计增加耕地面积，成了爷爷深思熟虑之后的重要决策。沈庆云从爷爷的口中知道，所谓的淤地造田，就是如先人们一般，先在黄河河滩平坦处打好一道坝，利用黄河携带的泥沙淤积沉淀，然后造出一片新的土地。爷爷的故事和做事，几乎充斥了沈庆云整个童年，也成了他在成长过程中最好的食粮。也许，正因为如此，让他在后来的生活中，更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
修黄渠，淤沙造田，因为一条河的存在，整个人生和命运都与其紧密联系了起来。
在沈庆云看来，爷爷的身上有着很多的叛逆和自己独特的个性。距离家中不远处，就是景泰沿寺。沿寺又名五佛寺，因沿黄河建寺而得名，是中原和蒙古贸易往来的主要码头和蒙古食盐集散地，又名盐市、盐寺。这座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时期，唐、宋、元、明、清曾续修，坐西面东，背山面河，因石窟内塑有五尊大佛像和千尊小佛像而得名，故该寺又称千佛寺。寺南约一百米，傍河而建观河楼，登楼俯视，滔滔湍流，尽收眼底。
在观河楼上，有一副脍炙人口的楹联：
看河楼看河流看河楼上看河流河楼千古河流千古
千佛洞千佛像千佛洞中千佛像佛洞万年佛像万年
这副楹联，在很小的时候沈庆云就记在了心中。但是爷爷对此却颇有微词：千古，万年，我们的日子就要这样去过吗？自然，会千年不变，万古长存，只是人们的日子，要尽快改变呀！爷爷骨子里的忧民意识，让他的言行变得直率而尖锐。说干就干，爷爷看准了河沿边池马滩这片地。这片地在春天是沙滩，秋天又成了黄河河床。爷爷设想，在上游打坝，迫使黄河水往南移，进而淤地造田。倘若每年打十丈坝，就可淤地造田二百多亩，要是年年不断地打下去，十年就可淤地造田三四千亩，还愁没有地种吗？
打坝造田工程开始了。爷爷到现场抱起第一块大石头，威风凛凛奠了基。缺少土地的乡民踊跃而来，每天二三百人的建设队伍浩浩荡荡，一百多大小车辆来来往往。村民们拉的拉，抬的抬，如期完成了筑坝十丈的任务。然而谁也未能料到，秋天到了，河水在一夜之间涨了近两米高，打下的石坝被黄河冲得干干净净，抱上石头填黄河的工程就这样以失败告终。爷爷看见池马滩又变成了黄河，却更激起了自己的决心。为了减少损失，保持村民的信心，爷爷坐着自家的马车，上县里请求政府予以救济。这次的水灾经县政府调查落实后，把下半年的公粮全部免了，以鼓励村民继续打坝。春节刚过，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赶赴打坝现场，除修高加宽了去年的缺口外，又伸长了十丈，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秋天的河水又猛涨了几尺，但新筑的石坝安然无恙，黄河水温顺地往南流去，携带的泥沙淤地造田五百多亩。
沈庆云说，如今的景泰县五佛苗圃，就是当年的池马滩，只要他经过那里，爷爷的声容笑貌就会在眼前出现。
以往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一天，沈庆云发现自己家的门口来了两个持枪站岗的，只一会儿的工夫，分马，分羊，分骆驼，分粮食，分土地。爷爷，成了地主，而他们，也多了一个新名称：地主子女。
已经是国家干部的张永泰，最了解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他看到人们分了土地分了房子分了骡马，有些人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同时，他也目睹了昔日东家最终的结局。他心里有一丝不忍，但这些东西，也仅仅是夜深人静之后的一声叹息罢了。
往日受人尊敬的爷爷大变了模样。成为地主分子的爷爷被管制起来，任何一个民兵都可以喝令爷爷要他站好，喝问爷爷把金银财宝藏到了哪里。爷爷自然不知道连他都不清楚的金银财宝藏在了哪里。后来，爷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每天劳动结束后都要汇报，后来慢慢改成了每周汇报，再后来就成了每月汇报。沈庆云记得，有时爷爷写了汇报材料，就打发他送到生产队里。看着爷爷娟秀的小楷毛笔字，沈庆云有点哭笑不得。
在生产队的饲养院，爷爷会给他讲更多关于自己的故事。往往是爷爷讲得津津有味，已经懂事的沈庆云却听得索然无味。爷爷辉煌的过去，怎么也难和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神色憔悴的老人相吻合。饲养圈里牲畜的粪便和尿骚味，混合成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气味四处弥漫，咕咕叫着的肚子，更让人在烦躁中变得不安。
这条河，这条河养育的人们，勤劳，勇敢，好学，知礼，智慧，但却生活在吃不饱肚子的困境中，不得不为了吃饱肚子而挖空心思地造田引水。他们渴望，有一天河床能抬高一些，那样就会有许多土地可以耕种，就会有更加富裕的生活。但是，独特的地形，却和他们开了一个尴尬的玩笑，河床边不多的平地，被凸起的刀棱山挟持，而大片富饶的平川，藏在了山的背后：从刀棱山开始，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增高，高出黄河水面三百米到七百米之间，却是一马平川的土地，在悠长的岁月里，只有骆驼刺、白刺等沙生植物迎风摇曳。很多村民，在这里开垦了土地，看老天的脸色，有雨了，就会有一些收成，多少都成了家里的垫补；不下雨，则颗粒无收。他们称这种种植为“撞田”，撞田，撞田，如同撞大运，撞上了好年成，就能吃饱肚子，撞不上，就只好认命。望着哗啦啦的黄河水盼下雨，那份尴尬，只有他们才能理解。
似乎就在这种尴尬中，沈庆云无法抗拒地长大了。在沈渭儒这个既是父亲也是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下，他完成小学学业，顺利进入中学学习。伴随着他长大的，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饥饿。
1958年，十六岁的沈庆云进入景泰中学（皋兰二中）上学，过上了人民食堂的大集体生活。搅团尽饱吃，很多学生把吃不了的搅团，偷偷倒在食堂后面或者宿舍后面，附近的野狗吃得溜光水滑。原以为这样的日子再没有忧愁了，可是一进入1959年，再也见不到干稠的搅团，顿顿都是面糊糊，但不论怎样，却可以喝饱肚子。可到了下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等许多学生咒骂面糊糊越来越稀的时候，食堂突然开始限量，每人每顿早上是两铁勺，中午晚上各三铁勺。那个时候，食堂用的是旧的称量标准，一铁勺二两，一斤按照十六两计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面糊糊，对这些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远远不够，放下饭碗，就感觉肚子饿了，似乎什么都没吃。有时上课的时候，一个同学的肚子响起咕噜噜的声音，如条件反射，全班都会响起同样的声音，在哄堂大笑中，饥饿的感觉渗入了他们的骨髓。在这种情况下，从家里自带口粮垫补成了唯一的办法。条件好一些的同学，能带来一些粮食做的炒面，在中午吃一点，就能坚持一整天。条件差的同学，只能吞咽各种野草籽加工的炒面借以果腹。为了减少活动量，学校停止了体育课。有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突然饿晕过去；有的老师饿极了，会放下所有的尊严，向条件好一些的同学伸手要些炒面吃……
大食堂，消耗完了集体乃至个人多年积存的粮食，每个人，都将面对无法预知的日子。
三勺子的面糊糊，成了沈庆云最最美好的指望。他们家中已经没有一颗粮食，地主子女的成分，让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记住了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动作：舔碗，刮锅。
这是两个已经被遗忘的生活名词。但在他们那个年代，却是生活的必需。所谓的舔碗，就是伸出食指，在喝完汤的碗里一遍遍地刮，把所有的面糊糊刮进嘴里，完了，再伸出舌头舔，认真舔过的碗，几乎不用洗了。而刮锅，近乎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了。学校食堂的锅，直径近乎两米，能刮如此大的锅，绝不亚于一顿丰盛的大餐。但能享用如此美食的，需要和厨大师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好在他和厨大师的儿子关系不错，隔三岔五，就会捞到刮锅的美差。刮锅，是用一把叫锅铲子的工具，认真刮下粘在铁锅上的面糊糊。这个面糊糊，可是远比盛在碗中的面糊糊稠多了。他和同学撅着屁股蹲在锅台上，哧朗朗——哧朗朗——的刮锅声，可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呀。
可是，越来越稀的面糊糊也面临断顿的危险。为了学生的身体，学校利用勤工俭学、支援农业生产的办法，换来许多大白菜，在学校院子建了一个巨大的水泥池子腌了这些白菜。自此，在喝面糊糊的时候，每八个同学一组，就会打到一小盆酸白菜。可别小看这盆酸白菜，在当时，它的作用绝不亚于猪肉炒粉条呀！
到了1960年，日子越来越艰难了。沈庆云在学校还好坚持，但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村里的人们，整天噘着干裂的嘴唇，四处寻找任何可以下肚的食物。树皮、草籽、芦根……但凡能咽下的植物，都被想方设法做成了食品。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将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是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