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炸水库的县长
水的困惑，是笼罩在民勤头上的阴云。景泰守着黄河浇不上水是一种焦灼和无奈，古浪天不下雨是一种失望和惆怅，而民勤从水多到干枯再到盼水，是一种依赖之后的失意。这种失意和依赖，最终催生人们心底的愤懑。
1962年下半年，缺水的民勤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民勤有两个姓李的副县长带领一些人去炸武威的水坝。
武威地处上游，民勤位于下游，两地都依赖石羊河水的浇灌。沿着石羊河，大大小小的水库，都想蓄满了水满足自己的需要。上游不给下游放水的事经常发生，多少年来纠纷不断。当时两个都姓李的副县长，一个叫李玉新，一个叫李希文。两位副县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却因为心系老百姓的安危而成为民勤人心目中的英雄。
李玉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家在民勤县六坝乡六坝村李家大门。1927年出生的李玉新，出自家教很严的人家。父亲李得华，虽然是一个农民，但对孩子的教育却很值得品味。李得华看着两个儿子都守在家中，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有一天就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说出了自己的决定：你们到外面闯天下去，不闯出个名堂来，就不要回来见我。小儿子出去正碰上过路的解放军，参军入伍。李玉新是大儿子，出去后遇见前来解放民勤的同志，一了解出身呀等政治条件合适，便参加了工作。
李玉新先是在民勤新河乡当文书，后来当区长，1956年当了副县长，按照父亲李得华的要求，算是闯出了一些名堂。
父亲李得华的家教很严，不允许李玉新在乡亲们面前耀武扬威，李玉新每次回家，先是骑马到村外，然后下马步行回家。
土生土长的李玉新性格耿直，行为近乎粗鲁，但平易近人，是个典型的农村干部。民勤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土生土长的李县长，因为他的头有点扁，百姓们干脆亲昵地称他为“扁头县长”。
老百姓喜欢这个县长，但李玉新耿直的脾气却和官场乃至当时的政治风气格格不入。李玉新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绝不做任何虚无的面子工程。兴修水利的时候，熟悉家乡地形的李玉新坚决反对修二干渠，说那是“清鼻子往眼窝里淌”，地势上仰水流不上去，修了也白修，反而劳民伤财。这本来是属于决策认识上的差异，结果却挨了批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但秉性耿直的李玉新不管这些，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官要为民做主，不为老百姓做主，只想着顺杆儿溜，那不是老百姓的官。
那时民勤已经开始饿死人了，可公购粮照样要缴。放卫星、高产田、浮夸风的结果是公购粮比以往缴得更多。一天，新河乡的社员赶着粮车去缴粮，刚走到县城附近正好被他遇上了。李玉新一问是缴公粮的，立即说：“人都快饿死了，还缴什么公粮？拉回去分了吃去。”这还不算，为了让老百姓活命，他还给城周围几个公社的人暗中出主意，叫把存粮私下分了，免得饿死更多的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这样的干部，恐怕在全中国也找不到几个。
李玉新的做法，在一些人的眼中，自然是胆大妄为，他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很快，李玉新就被下放到民勤栅子沟农场去劳动改造。但是老百姓却认他服他。1962年，他再次当选为副县长，不久便发生了炸水坝的事件。
干旱，缺水，地里晒得都快冒烟了，眼看着一年的辛苦就要白费，但上游却迟迟不放水。老百姓盼水、等水的渴望，就像一堆干柴，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要燃起熊熊大火。
7月22日晚，民勤县的三个水管所所长、二十二个民工，用汽车拉着炸药来到武威金羊乡七条坝。刚把炸药放在水坝上，就被看水坝的民兵发现了。这件事立即被反映到了上面，被公安部定为反革命二号案件，武威地委责令民勤县严肃查处。
其实，炸水坝的主意不是二位姓李的副县长提出的，而是当时民勤县委的决定，他们只是执行这个决定。本意是想做个样子吓唬吓唬上游的人，好叫他们赶快放水。事情发生时，两个李副县长在一起工作才四十天，相互之间还不了解，更不可能策划如此重大的事件。可现在乱子捅大了，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两个人聚到一起商量该怎么办。他们觉得，县上的主要领导都是外地的，主观上是想给民勤人民办好事，责任不能给他们推；而他们两个都是本地出身的干部，好赖也是家乡的事，应该由他们出头抵罪。后来又觉得两个人都出头有点亏，两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都关起来两家人以后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想到由一个人出头抵罪，另一个人负责养活两家的老老小小。开头两个人都争着去抵罪，后来想得更现实一些，决定让李玉新负责两家的生活，由李希文出头抵罪。原因是李玉新的工资比李希文的高一些，照顾两家人的生活更为宽裕一些。
想好了对策等待着处理，却总也不见动静。直到1963年春这件事才被提到日程上，给县长以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给他们两个人的处分是：给予李玉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民勤县工作；李希文留党察看，免去副县长职务。
但是，从这件事情上却不难看出，因为缺水，干部心中的积怨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缺少可以活命的水，又哪儿来的生态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