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老百姓
1973年8月，组织决定调杨作良到景泰县委、县革委会主持工作。当时，景泰县的情况是：连续几年遭受严重干旱，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上水之后，与工程相配套的“五好”农田赶不上水上来的需要，时间紧，任务重；贫困山区有一万八千多农户，要搬迁到灌区，安家落户，建房、搬迁交叉进行。更关键的是，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平整好，达不到李培福的要求，李培福对他的到来，见面就是一盆冷水：“再灌野狐子脸，我马上就停你的水。”
1970年秋天，县上决定在上沙窝搞井灌区，谈嘉言被派到那儿去，和工程师孟辉在那儿一起奋战两年，一连打了三十二眼井，荒滩上出现了一片井灌区。1972年5月，为了加强农机厂班子，谈嘉言又转战那儿当了一名副主任。只一个阶段，农机厂的工作就活跃了起来。如今，谈嘉言是景泰县农机局局长，整天务弄有限的农机具和拖拉机，带领工作人员浇铸农民需要的农机具。景泰县委书记杨作良上任之后，根据李培福的要求，思考下一步的工作。
杨作良和谈嘉言，在武威的时候就在一起共事，杨作良很了解谈嘉言的为人。看来，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要动用谈嘉言了。思考再三，到任后的第三天，杨作良就找谈嘉言谈话，一想到水利，谈嘉言感到心寒，不去。杨作良反复做他的工作，要他去水电局。谈嘉言陷入了沉思。
有一天电话来了，谈嘉言不用想就知道是杨作良打来的。谈嘉言去接电话，直接表达了自己最后的决定：“你批评我吧，我不想去。”
杨作良笑了，他说：“我不批评你，我到景泰工作，你就不能支持一下吗？现在水渠挖不开，土地平不好，今年冬天，水上来了，渠没修好，地没平好，老百姓还过不过日子？李老汉天天在屁股后面催，你就无动于衷吗？你去车站看看景泰的老百姓，你就忍心吗？以前没有水，你时时喊叫，现在有水了，你又不管了吗？你就不能讲一点阶级感情吗？”
杨作良越说越激动，谈嘉言无话可说，最后只好表态：“我去吧，我一定会尽力去做好这个工作。”
谈嘉言并非在老同事、老朋友面前故作姿态。从水利部门遭受不白之冤被贬红水，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有了伤疤，他不愿触及那无法忘记的伤痛。二是水电局三年换了四个局长，人心涣散，溃不成军，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其状态可想而知。
既然走马上任，重新回到水电局，谈嘉言无法不作为了，杨作良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积极主动干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不会吹牛拍马，不会见风使舵，谈嘉言就是这样一个人。
1974年春天，平田整地、完善平田整地的工作在进行。谈嘉言把具体的任务落实到公社、搬迁的生产队，要求一定要按照标准平田整地。结果平了九万多亩，验收合格四万多亩。杨作良很满意，对他说：“这个工作，也只有你老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也只有你能做了。”
*蓄势待发的老百姓们。
寺滩九支的开发，在最初的工程计划中并没有涉及，一期工程上水之后，为解决寺滩乡人多地少的问题、安置山区困难老百姓，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970年，县委抽调沈森林到干旱山区寺滩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他上任刚一年，1971年景电工程上水，公社大规模平田整地开始，沈森林自告奋勇，到工地上带领老百姓开工。
寺滩是景泰县最大的一个山区公社，当时有一万七千多人口，而水地面积却最少，景电一期在八道泉只分给寺滩公社一万多亩水地，根本解决不了全社人民的温饱问题。八支渠再往上走一段是又平坦、又肥沃的数万亩荒地，属于寺滩。几千年来，这块肥沃的土地一直在沉睡。黄河水上到八支就到终点了，群众要求提灌万亩荒地的呼声此起彼伏。寺滩公社党委把一份开发八支以上荒滩的报告送到了县委和景电指挥部，呼吁和请求增设九支。
时任县委书记杨作良对此也做了认真的调查。他知道，当时干部群众都亲眼看到灌区的效益显著，寺滩、兴泉、中泉三个乡，因一期工程分配土地较少，人口较多，还不能彻底摆脱干旱贫困威胁，在连续几年遭受严重干旱灾害，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增建西干九支渠发展水地的愿望，是可以理解，也是可行的。为此，县委一班人分头多次向李培福等领导汇报请示，并和指挥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负责工程设计施工的专家科技人员密切联系、沟通，争取得到指挥部中层领导和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同情和支持。
在景泰县的迫切要求下，李培福带领指挥部部分领导和工程技术负责人亲自到现场查看，就地开会，研究讨论同意了九支的建设。李培福说：“你们先平整土地，然后再建泵站，当年动工建成，力争当年受益。土地平不好，泵站就别建了。”
开发九支灌区的战役就此打响。开工那天，沿着九支渠，安装了一百个爆破点。事先在山头上安排了一个号手，吹号的张鹏年，当年可是在冯玉祥的手下吹过号的，号声清脆嘹亮。张鹏年在山头发现前来参加开工的领导后，立即吹号，随即，一百个爆破点依次点燃，隆隆的炮声一声接一声炸响，飞扬的尘土冲天而起，弥漫的硝烟飘荡在荒原之上……
沈森林索性住到现场，与农民滚打到一起。县委书记杨作良也把这里选定为他的“点”，经常来检查指导，并召开现场会议，发现问题，立即解决。杨作良不修边幅，土眉灰眼的和社员一样。为了不误全县的工作，县上特意从县城拉了一条临时电话专线给县委书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遇到资金、设备三材等物资十分短缺等困难，杨作良思考再三，向李培福做了汇报。
李培福想了想，给了杨作良一个建议：“你以景泰县委的名义，召开一个省厂矿企业、大专院校、农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我亲自去做工作，动员他们帮助支持。”
杨作良一听恍然大悟，立即组织召开了这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培福号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有材料的出材料支援，积极帮助支持县上克服困难。”
*干在哪里，吃住就在哪里。野外的炊事员正在做饭。
同时，李培福鼓励县委一班人：“困难是暂时的，有困难不要怕，越是有困难越要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干。”
这次座谈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李培福的号召动员下，工程指挥部首先拿出机关农场生产的粮食十多万斤，援助寺滩。在九支、中泉工程等各项建设中，在“三材”等物资供应方面，在抽调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帮助指导和设备安装等各方面，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援和适当的倾斜。
沉寂的九支荒原，有了这些坚强的后盾，沸腾了！隆冬腊月，寒风刺骨，万亩荒滩，风沙弥漫，四五千名群众在这里摆开了改天换地的战场。沈森林作为平田整地的指挥官，除了安排部署、检查指导外，还坚持扛着铁锹，战斗在垦荒大军的洪流中。人们手磨破了，腿冻肿了，每次从工地上下来，都是一群“土人”。农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永泰的群众中午吃的是草籽炒面，见书记来了，也抓出一把让他充个饥。
三道埫大队的人们，看到沈森林整天一脸汗水一身土，冻得面部发紫，不忍心，就特意给他缝了件羊皮大衣，让他防风保暖。沈森林推辞不过，每张皮子给了五元钱，算是给自己置办了一件御寒的大衣。
谈嘉言看杨作良吃住都在工地，也亲自带领二十多名技术人员住在了工地，完成了景电一期西五泵及九支渠的勘测，以及那里的平田整地及渠道的规划设计任务。九支上下近万亩荒滩变成了平展展、绿油油的美丽的条田，连成一片。受益的不仅仅是寺滩，还有喜泉等地成百成千的农户，按照新农村的规划在这里重建了家园。
这项工程的建成，使寺滩、喜泉两地新赠灌溉面积一万八千亩，为近万名山区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
李培福视察后，也感到很满意。对于谈嘉言，李培福算是很熟悉了。在工程上水之前的考察中，他就记住了谈嘉言，记住了谈嘉言关于景泰人民渴望黄河之水的迫切心愿，在谈嘉言主政水利建设的时候，诸如开挖渠道缺少材料，李培福就坐飞机到北京关系好的部门去要，去申请支援。有一次一位领导来视察工作，得知这些情况后和李培福开玩笑：“你再不能捣着拐杖去北京了，有损甘肃的形象嘛。”
▲在一线施工、指导的技术人员
谈嘉言这才发现，李培福明显苍老了许多，都说耳聋半边寡，要是没有助听器，李培福已经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了。助听器好像不那么舒服，有的时候他就会取了，这时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都是呆呆的神情，那双眼睛，看着别人的嘴唇，猜测别人在说些什么。谈嘉言心中突然感到酸楚，这个老人，把自己的心血都流淌在景泰川了。
从1971年开始，以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为中心，参加这个工程建设的企事业单位，都自主从芦阳一个个搬到一条山，划地为营，展开了建设。当初既没有规划，也没有人管理。如果说有规划的话，那就是指挥部房建组长吴光彦画的几条街道，基本就是现在的框框。
古老的芦阳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再也承载不了这么多人，也无法满足围绕这个工程的发展了。上来的黄河水，预示了景泰川更为长远的发展前景。
县城搬迁到一条山，从酝酿、定点和工程指挥部机关驻地划拔出大片土地，到陆续动工兴建，李培福费了不少心血，担了不少风险。1974年，省上领导来景泰检查工作，县委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提出县城搬迁一条山灌区的问题。领导最后的答复是：“粮食过了二亿斤大关，再说搬迁的事。”
省上领导走后，李培福把杨作良和县委个别领导找去谈话，李培福深知当地的情况，更洞察景泰县以后的发展，他的策略是：“县城的搬迁，你们下面只做不说，最后来个旧县城名存实亡，新县城建成不得不搬迁的事实。”
李培福的这个想法，得到省革委会军代表、省军区司令员张忠的支持。有了这种默许和支持，县上领导和县各业务部门领导分头跑地区、跑省上向有关领导、有关业务部门以维修危房、建库之名，争取资金和物资，开始了县城最初的建设。再加上工程指挥部、厂矿、院校、农场等单位的积极支持帮助，景泰县准备县城搬迁的建设和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直到1977年，省委书记宋平同志来景泰检查指导工作时，才明确表态：同意县城搬迁至一条山，省上财政可以给予适当支持。从此，新县城的兴建，由暗转明，速度加快。1978年元月，县城从芦阳搬迁至新县城一条山镇。当然，这是后话了。但是，没有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就没有如今的新县城，这是不争的事实。